萧衍还积极从事佛教撰述，阐述其独特的佛学观。据史料记载，他曾写过《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最为重要，从而把它单独列出，称之为《三慧经》。他还著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等，可惜有的著作已失，只能从历史的记载中窥其一斑。

        在萧衍所作的《净业赋》的序中，有这样几句话：“观人生之天性，抱妙气而清净，感物外以动欲；心攀缘而成眷，过常发于外尘，累由于前境；怀贪心而不厌，纵内意而自骋，耳流连于丝竹，眼转移于五色，香气酵起，触鼻发识，舌之受味，甘口啖食；耳之受触，以自安怡。细腰纤手，弱骨丰肌，附身芳洁，触体如脂，狂心迷惑……如是六尘同障善道，方紫夺朱，如风靡草，抱惑而生，与之偕生；随逐无明，莫非烦恼。由是外清眼境，内净心尘，与德相随，与道为邻，见净业之可爱，以不杀为因；离欲恶而自修，故无障于精神；患累已除，障碍亦净，如久澄水，如新磨镜，外照内像，内见众疾；既除客尘，反还自性，心清若冰，志洁如雪；结缚既除，忧畏亦灭，与恩爱而常违，顾生死而永别。”萧衍认为神明佛性只是成佛的内在根据，要认识自心佛性，得大涅槃，还要进行自身的修炼。要去欲趋静，按照《礼记》的说法，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要保持至静无动的先天本性，就必须去除欲望动念，“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司，患累无所由生也。”欲念除尽，达到“心清若冰，志洁如雪”的境地，就能返还自性而得解脱。

        关于萧衍所主张的神不灭论，以往的研究似乎较少从他自身的佛学和儒家思想背景出发来加以深入考察；而我们如果联系萧衍的《立神明成佛义记》，就会发现其神不灭论的真实意义在于强调因果理论，并以此在伦理教化方面整合会儒释二教，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萧衍对佛教的支持，一方面体现为亲身修佛，以身教影响国民；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佛教事业。他自己信佛修佛，过着佛教徒的生活，吃素断酒肉，绝房事，恪守佛教戒律。他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为僧，大臣们每次都花大量的钱财把他赎回来。他这样做，既表明了自己向往佛教徒的生活，又可以给佛教强大的经济支持。他对佛教义学很有研究，对《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尤为重视。他还经常召开各种法会，亲自向大家讲经说法，他的讲经会，听众经常成千上万。他在普通六年（525年）于同泰寺开过“千僧会”。中大通元年(529年)，他曾开设四部无遮大会（僧、尼及男女居士均可参加，没有限制），参加者有五万余人。中大通三年（531年）十月，他到同泰寺讲《大般涅槃经》。同年十一月，又去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于中大通五年（533年）在同泰寺讲《金字摩诃般若经》时，与会的高僧达上千人。

        二、梁武帝佛教思想的历史地位

        萧衍的佛教思想既有时代的烙印，又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以佛学思想为宗、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为辅，三者互相渗透，互为补充。他当上皇帝的时候，正值外来的佛教与一向被奉为正统的儒教和在东汉时异军、土生土长的道教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角逐主导地位。

        他提倡“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把儒、道、佛三教融为一体，在儒学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萧衍为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尝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随唐时期的统治者消除三教冲突提供了借鉴，实现了三教并立，更为以后的儒、佛、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再后来的两宋理学和明代王阳明心学，也是沿着这条思想线索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固然与中外僧众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但也与朝廷的支持有极大的关系。而在扶植与支持中国佛教的历代君王之中，萧衍是极有挖根生的人物。他既是皇帝，又是佛教信徒。既是佛教实践家，也是佛教理论家。他对中国佛教有诸多影响，且声名远播海外。千陀利人（古代东南亚的一个小国）甚至称他为中国的“圣主”，“是我真佛”。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