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在徐志摩死后，与翁瑞午同居是事实。在上海中国画院保存着陆小曼刚进院时写的一份“履历”，里面有这样的词句：我廿九岁时志摩飞机遇害，我就一直生病。到1938年卅五岁时与翁瑞午同居。翁瑞午在1955年犯了错误，生严重的肺病，一直到现在还是要吐血，医药费是很高的，还多了一个小孩子的开支。我又时常多病，所以我们的经济一直困难。翁瑞午虽有女儿给他一点钱，也不是经常的。我在1956年之前一直没有出去做过事情，在家看书，也不出门，直到进了文史馆。

    　尽管陆小曼说她对翁瑞午“只有感情，没有爱情”，但她对待感情，也是认真而坚强的，决不三心二意。当时许多朋友不赞成她和翁瑞午的这种关系，要她与翁断交。胡适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她向陆小曼提出，只要她与翁瑞午断交，以后一切由他负全责。陆小曼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她当时对人说：“瑞午虽贫困已极，但始终照顾得无微不至，廿多年了，吾何能把他逐走呢？”陆小曼与翁瑞午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有一些感情，但也有烦恼。因为翁瑞午没有抛弃发妻，就得两头照顾。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陆小曼来说，可谓获得了重生。那时，她已年近半百，但是她决心抖擞精神，离开病榻，走出卧室，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陆小曼也得到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关怀。说来也巧，1956年，在上海美协举办的一次画展中，有陆小曼的一幅作品参加展出。有一次，陈毅去参观，看到画上署名“陆小曼”，就问身边的人：“这画很好嘛！她的丈夫是不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我的老师。”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陈毅诧异沉寂多年的陆小曼居然还在，并且画如此出色的画，又问知陆小曼就住在上海，生活无着。陈毅就说：“徐志摩是有名的诗人，陆小曼也是个才女，这样的文化老人应该予以照顾。”不久，陆小曼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专业绘画和翻译。当年，她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成为徐汇区文艺支部委员。1959年，她还当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使她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也给了她鼓舞和信心。

  　  1964年秋，陆小曼因肺气肿和哮喘住进了医院。中秋节那天，友人赵清阁买了几个月饼给她，她的鼻孔内插着氧气管，憔悴不堪。她气喘吁吁地对赵说：“难为你想到我，今年我还能吃上月饼，恐怕明年就……”过一会儿，她又低声说：“我的日子不会多了！我是一个无牵无挂、家徒四壁的孤老，是解放救了我，否则我早死了，我感激共产党。”果不出小曼所料，入冬她的病沉重了。勉强挨到1965年的暮春，她终日咳嗽不止，人益发消瘦了，有一天，赵清阁又去看她，应野平也在座。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不会好了，人家说63是一个关口……最近我常常梦见志摩，我们快……快重逢了！”应野平安慰她说：“别迷信！你太爱胡思乱想了。”过了一会儿，赵清阁询问道：“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做吗？”她断断续续地说：“我……我希望在死后能和志摩合葬，你……能不能办到？”赵清阁为了安慰小曼，不假思索地说：“我尽力想办法，你现在养病要紧。”陆小曼笑着连连道谢，赵清阁的承诺使她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临终前几天，陆小曼嘱咐堂侄女陆宗麟把梁启超为徐志摩写的一副长联以及她自己的那幅山水画长卷交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先生，《徐志摩全集》纸样则给了徐志摩的堂嫂保管。1965年4月3日，一代才女、旷世美人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过世，享年63岁。在陆小曼灵堂上，只有一副挽联，跟徐志摩死时几十副挽联并列的壮观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陆小曼过世的时候，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文人尤其敏感，觉出气氛不对，不知未来会是什么结局，谁也不想落下额外的文字冤孽，多添麻烦。灵堂上惟一的一副挽联是由王亦令撰写的：

   　 推心唯赤诚  人世常留遗惠在

 　   出笔多高致  一生半累烟云中

　    起初，她的骨灰一直未安葬，暂寄在某处。当时只有陆小曼的表妹吴锦约人一起去骨灰盒寄存处凭吊过。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当然更没人会把陆小曼的骨灰入土了，何况她又无子媳。至于陆小曼想葬到硖石徐志摩墓旁的遗愿，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赵清阁在回忆陆小曼的文章中提到此时还耿耿于怀：1965年，陆小曼默默地带着幽怨长眠了。她没有留下什么遗嘱，她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志摩合葬，而这一心愿我也未能办到。我和她生前的老友张奚若、刘海粟商量，张奚若还向志摩的故乡浙江硖石文化局提出申请，据说徐志摩的家属——他与前妻张幼仪生的儿子不同意。换言之，亦即中国半封建的社会意识不允许！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