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执教江苏省常州中学

　　1907年10月至1909年12月，吕思勉首次任教常州府中学堂。当时，正是举国教育改革，创立新式学堂的兴盛时期。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思想的影响下，决心从改革教育着手，改革政治。“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等，亦令一律中西兼学，以广造就。”

　　依据清廷旨意，常州郡守许星壁、士人恽祖祁等集所属八县士绅协商，筹银65000两，经一年努力，在城内玉梅桥南，原护国寺旧址，建校舍380余间，举办“常州府中学堂”。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开学，首任监督为屠宽。学堂开设修身、读经讲经、国文、外国语（英日语两种）、算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格致、生物、体育、兵操、音乐、图画诸课。

　　1907年10月常州府中学堂创办初始，直至1909年12月，吕思勉应监督（校长）屠宽的延聘，任常州府中学堂教员，教历史地理。吕思勉在府中任教两年余，深受学生的爱戴。当年钱穆是年龄最小的学生，刘半农、刘天华兄弟同时在校读书。刘半农入校第一年，考试“连中三元”，评为学校“最优等”学生，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锋人物。

　　史学家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中，曾回忆在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情形：

　　“除监督元博师外，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亦常州人，任历史地理课。闻诚之师曾亲受业敬山太老师之门。诚之师长余可十二岁，则初来任教当是二十五岁，在诸师中最为年轻。诚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语欲羼入而时有鸿义创论。同学争相推敬。其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绘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

　　吕思勉讲授的地理课，不仅有自然地理内容，而且包括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的一些知识。这一点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钱穆后来的治学，便颇注意历史地理的考证。1940年，钱穆为写《史记地名考》，自苏州藕园至上海租界，向老师请教写作中碰到的三个问题，都是非常专业的学术问题。吕思勉虽然也只能解答其中之一，但他很赞赏钱穆的这项研究，认为“这是极紧要极好的事情”，只是不易做成。《史记地名考》完成后交上海开明书店后一直未能刊印，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才在香港印行问世。

　　给钱穆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次地理考试。他回忆说：“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者。乃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诚之师在其室中阅卷，有数同学窗外偷看，余不与，而诚之师亦未觉窗外有人。适逢余一卷，诚之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此等考卷本不发回，只须批分数，不须加批语。乃诚之师批语，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手握一铅笔，写久须再削。诚之师为省事，用小刀将铅笔劈开成两半，俾中间铅条可随手抽出，不断快写。铅条又易淡，写不出颜色来，诚之师乃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书之。所书纸遇湿而破，诚之师无法粘贴，乃以手拍纸，使伏贴如全纸，仍书不辍。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只此一事，亦可想象诚之师之为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一斑。”（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当年的常州府中学堂里，吕思勉是最年轻的老师，钱穆进校时则是最年轻的学生，老师对学生深为奖掖，而学生在治学上也深受老师的影响。钱穆成名后，师生俩仍常通信论学，切磋学术，互相补益，情深谊笃。

　　40年后，即1947年，吕思勉和钱穆重返常州中学。昔日美丽的校园，经过抗战，大部被日寇所毁，门墙依稀如旧，校中建筑全非。虽然吕先生领着钱穆，一一指点，此为旧时何物，而钱穆当时年龄尚小，均难想象。学校校长董志新临时召集在校学生近千人到大操场。吕先生让钱穆作演讲，钱穆对学生说：“这是学校四十年前的一位老师长，带领他四十年前的一位老学生，在此向诸位演讲。学校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有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谊如昨，照样在大家的面前，这实在是学校历史上一件稀奇难遇的盛事。今日我一位四十年前老学生的讲演，深望在场的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的四十年前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两位史学大师“百年树人”的演绎，成为常州中学不断激励后人的典范。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