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至1930年，吕思勉再次执教省立常州中学。在这要特别提到的是，此次再度执教常州中学，教学科目上增设了中国文化史，并且专门编写了《中国文化史》六讲教学讲义。也就是说先生的《中国文化史》教学讲义的首次编写与教学就是在常州中学进行的。授课时学生都发有油印版讲义。《中国文化史》教学讲义内容有：婚姻族制、户籍阶级、财产制度、农工商业、衣食居处、交通通信，大体涵盖社会史的主要面貌。由于吕先生对中国传统典籍作过系统而深入的研读，史料烂熟于心，研究上又善于“贯串全史，观其会通”，故而对中国文化史的叙述，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能探其源流，又能详其变迁，给学生以系统的历史知识，而这正是比一般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更能培养人才之缘故所在。

　　1987年，省常中1931届校友、吕思勉当年的学生吴维扬，将他珍藏多年的《中国文化史》讲义赠送母校校史馆收藏。

　　行走于游击区青云中学、辅华中学

　　1942年至1943年，吕思勉在湖塘桥青云中学、坂上镇辅华中学两校任教。给两校开设《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中国历史》、《国文》诸课程，每周任课十多个课时，每周往返奔波，不辞辛劳。

　　吕思勉的女儿吕翼仁在《先父吕思勉在抗战中的生活片断》中回忆：

　　“常州初沦陷的时候，得不到一点家乡的消息，过了些时候，消息传来了：我家自住的房子，日寇轰炸常州火车站时震坏了。叔、婶、姑母和一些亲戚邻居，全避到乡下去了。又过了些时候，逃到乡下去的人都陆续回城，有的写信来，劝我们回去，说我家房屋目前还没有倒塌，还好修理，若不及早修理，就完全报废了。这时，常州城门口还有日本兵把守，行人出进，一定要向日兵脱帽鞠躬，父亲坚决不肯回去，他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就这样，我家房屋就由败坏而倒塌。木料等等，全被盗卖，屋里什物，自然早已一空，但父亲处之泰然。父亲对抗日战争是有精神准备的，而且对长期抗战也有精神准备。他认为中国同日本的战争必然要发生的，只是时间迟早问题，而且中国人也只有打胜这一仗，才能立足于世界。”一九四一年冬天，太平洋战争发生，不久，日寇就侵占了上海租界。光华大学沪校停办，吕思勉一家不愿在沦陷区生活，等候机会到较近的游击区去。

　　“此时常州乡间正在筹办中学。青云中学秘书主任张元白先生是父亲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的老同事。他得悉光华大学停办，就写信来邀我们父女回去教书。这时，常州守城门的日本兵已经撤走，父亲就让母亲和我先回常州看看情况，再行决定。一九四二年五月，母亲和我回到常州，暂住在我舅母家里。几天之后，我特地去看张先生，坦白地对他说：‘父亲和我在上海不是无业可就，是不愿意就，所以回常州教书，首先考虑的是学校的立场，不能同敌伪有任何关系；其次是教薪，不能以伪币支付。’这两点，张先生对我作出保证。”

　　1942年8月，吕思勉回到常州故里，10月，在城外湖塘桥青云中学的高中部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两处任课。吕思勉认为：“乡间的学校，宗旨尚属纯正。”湖塘桥在县城正南，离县城八里，坂上镇在县城东南，离县城二十余里，分别在两校上课，来回奔波，极其艰难。学校原约定用竹轿接送，抬了几次，因为要价太高，且也找不到轿夫，吕思勉主动提出改用独轮小车接送。为了照顾车夫，先生只坐一半的路程，一半路程自己步行。女儿吕翼仁第一学期在牛塘桥青云中学初中部任教，第二学期调到高中部，和父亲在一起，学校便为他父女俩在校外租赁一间房屋。吕思勉曾到牛塘桥青云中学初中部作《古代城市的形成》学术讲演，先生是在大操场上冒着风寒向全体师生作讲演的。

　　学校的教薪是以米支付的，大约每月一百二三十斤。父女俩同时教书时，一个人的薪水搬回家去作主食，一个人的薪水抵充油盐燃料等开支。遇到米不能搬回来的时候，学校就为他们找“对划”，即到城里指定的米店取米。用于支付教薪的米成色糙而且湿，取回来的米，往往要打很大的折扣。好在这时吕家的人口不多，那点米也足够吃了。一年之后，即1943年秋季，由于健康的原因，吕思勉辞去两校教职，隐姓埋名，专心在家撰述《两晋南北朝史》。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