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大伏，应新华社《半月谈》编辑部的稿约，我专程从金坛赶到常州高晓声的住所，采访被当时文坛誉为“江南赵树理”、和农民穿着打扮一点没有两样的这位农民作家。

　　他正在吃晚饭，一面咪着老酒，一面接受我的采访。他说：“你们发在上海《文学报》上的文章，我见到了，农民朋友把我这个‘作家’称为‘竹匠’一点不错，我在乡下是会编竹篮、簸箕的，也算是半个‘竹匠’。”

　　高晓声于当年6月，曾带领省内外20多位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作家访问金坛农村。他们目睹了农村第一次改革所发生的巨变，访问了由“穷神”变为“财神”的“万元户”，听到了“光棍村”“老光棍”3年来储了谷子、存了票子、盖了房子、讨了娘子、生了孩子“五子登科”的现场介绍……当晚，我就向《上海文学报》、北京《光明日报》发了《农村热浪扑面来》的通讯，很快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

　　老高说，富裕起来的农民不仅在敲科技的大门，也在敲文学艺术的大门。一方面，农村里有大批文学爱好者，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好小说、好戏剧、好电影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这些文学爱好者也会自己动笔，写小说、写散文、写戏剧，成为新一代的马烽、刘绍棠、李准、赵树理，并希望超越他们，也一定能超越他们。

　　当我告诉他，金坛县城东乡党委书记常挺方在上党课时读《陈奂生进城》、《李顺大造屋》，一位生产队长当场就说：“日鬼得，这位作家没到我们村里来过啊，农民中这些活灵活现的事怎么给他‘探’去的呢？”老高当场就将一口酒笑得喷了出来，忙说：“我高晓声成了‘文学探子’了，这倒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词条，我愿意接受金坛农民封给我的这顶‘桂冠’！”高晓声的作品就是这样深深打动着农民的心。

　　老高说：“作家缺乏生活，就像农民种田缺水、缺肥一样，天大的本事也是兜不拢的。”“不过，我下乡当农民，不是为了当作家、写小说，而是为了活命，不得不多学几行，但却使我获得了意外。”

　　根据这次采访，我赶写了《植根于锦绣江南的沃土中》，很快被1980年第20期《半月谈》采用，并被新华社评为年度好稿。

　　当时，《半月谈》在国内发行超过500万份，是发行量最大的刊物。这也给高晓声带来了麻烦，在两三个月内，他就收到了三四百封读者来信，有向他取经的，有向他要书的，有写了文章要请他修改的，有请他题字的，还有许多“红领巾”给老高寄来了“蝴蝶”、“贝壳”等生物标本……1981年春天，当我去南京给他送新茶时，老高苦笑着说：“老沈啊，我可给你害苦啦，省作协专门帮我找了两位小青年看信，装信！”“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报道我的文章中，从来也没有哪一篇有《半月谈》这样影响大，也确实在这些来信中，发现了一些很有培养前途的文学青年。”

　　《金坛日报》创刊后，我和高老的交往就更多了。1996年5月，他在李怀中先生陪同下专程来到报社，就如何办好县报副刊谈了自己的意见，并为《金坛日报》写了“讲真话，写真文，寄真情”的题词，并先后给我们写来了《土结疙瘩》、《茹毛饮血》、《大象啊大象》、《银耳》、《蚕宝宝》等五六篇美文。就在他逝世的那年春天，还给我寄来两篇随笔。

　　有一年春天，当我专程为他送新茶时，他笑着说：“我在写给你的便签上加了密码，你破译出来了？”我说：“你在春天来了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我就知道老高要吃金坛的茶叶了。”讲完两人都哈哈大笑。当我问起他的身体时，他说：“不要紧，我高晓声命大福大，阎王爷几次要套我去，都没套成，五殿阎罗不统一，五股绳合不到一起。”他说得那么幽默有趣，想不到一年后竟仙逝他乡。

　　高老虽然离开了大运河，离开了江南水乡，但他所塑造的中国农民形象将永远在家乡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