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文人大都爱旅行，游览山川，了解世情，且还可以让诗文笔墨借山川之助获得新的突破，所谓“壮游足以知今，读史足以知古”。这种对旅游的爱好也被蒋维乔等人所继承。蒋维乔和他的同事好友庄俞均爱旅游，两个人都有游记传世，而且游记也基本在同时出版，并都是民国期间影响较大的游记作品之一。蒋维乔自称“一生好游”，“每以春秋佳日，涉猎各省名山水”。到三十年代，他已经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只有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福建诸省足迹未至。庄俞也说：“春秋必呼朋邀侣，一至山水胜地，登山必达岭，遇水必买渡，所至流连久之。”

　　蒋维乔和庄俞等人开始大规模的出游和交通工具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文人即使是在衙门中工作，大都比较清闲，而现代知识人群则是工作朝九晚五，十分繁忙，他们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用在远游上。在铁路、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还没有使用之前，从常州到上海都必须经过四五天艰苦的旅程，这时，旅游对蒋维乔他们来说其实是件奢侈的事情。庄俞曾说自己是个“终年闭户工作之人”，只能“星期天常作近地游，朝出而夕返”。蒋维乔他们大规模的出游，便是随着京沪铁路开通之后才进行的。铁路开通之后，他们每年春天都会到上海周边地区游玩。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蒋维乔和高梦旦、严保诚、徐念慈、庄俞等人乘火车到无锡游惠山。宣统元年（1909）三月，蒋维乔又和严保诚、庄俞等到苏州游天平山。这一年的四月，常州的钱以振、于定一、徐果人和翁新铭来上海，又邀请蒋维乔他们游西湖。此时距沪嘉铁路通车还有半个月，他们先乘一个晚上的汽船到嘉兴，然后再乘火车到杭州闸口站，用时5个小时。西湖之行是蒋维乔他们当时玩得最为尽兴的一次旅游，历时一周，玩了保椒塔、六和塔、苏堤、越王庙、灵隐寺、飞来峰等多个景点。蒋维乔和庄俞最爱爬山，庄俞的姐夫翁新铭也爱旅游，但是却不善于爬山，登飞来峰时因宿雨路滑，不敢前行，只能让两个当地人夹着才能走路，此后一到爬山便在山脚“株守以待”，这个情景20年之后庄俞依然记得非常清晰。宣统二年（1910）三月，他们又到常熟游尚湖，常熟不通火车，他们先坐6个小时的汽车到昆山，再坐4个小时的轮船到常熟。蒋维乔他们旅游，除赴杭州以外，其它3次都是来回只有3天，可见他们工作繁忙。当时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工作环境仍然不允许他们进行长时间的旅游活动。到了民国以后，蒋维乔和庄俞的地位明显提高，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旅游活动，所以蒋维乔才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庄俞也是七入正阳门，三上泰山，三谒孔子林庙，品泉于玉泉、晋祠、虎跑、中冷、惠泉，入温泉浴于汤山、东葛、厢根，观瀑于三叠、马尾、黑龙潭和日本，食鲜于富春江，仅西湖就去了30余次。

　　由于工作原因，不能进行长途远游，上海本地景点便是他们休闲的最好去处。中国传统文人对私家园林情有独钟，园林成为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但传统社会中的私家园林仅局限于文人内部，并不对公众开放。从18世纪开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公园的概念开始在西方产生，先是部分皇家贵族的园林逐渐向公众开放，此后，欧、美出现了专门供公共游玩、观赏、娱乐的公共园林，这就是近代公园的产生。上海近代意义上的公园始于租界，第一座正式的外侨公园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外滩英国领事馆前面建造的公家花园（Public Park），即今天的黄浦公园，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座正式公园。西式公园对外侨免费开放，但绝大多数不允许中国人进入。直到1890年，经上海道台交涉后，才将在四川路和博物院路之间的涨滩建立的新公园向中外居民开放，即华人公园，或称中国公园。公家花园和中国公园，蒋维乔都曾去过。这些公园有着鲜明的西式园林风格，迥异于传统中国的园林，无疑向以往只知有私家园林而甚少公共娱乐意识的上海大众提供了公共娱乐的形象而具体的示范。此后上海建立的一系列公园都有对西式园林进行模仿的成份。光绪年间，受外侨设公共花园供大众游览启示，由私人兴筑和拥有的若干园林徐园（双清别墅）、申园、西园、愚园、徐氏未园、张园（味莼园）(见下图)等，相继对沪上公众开放，丰富了市民的业余生活，成为外侨移植的西式公园向华人公园发展的一种过渡。不仅市人往游者极其踊跃，而且也是外地人赴游必到之所，1907年，蒋维乔父母第一次到上海游玩，蒋维乔陪他们除了逛春仙、丹桂看戏，就是去上海当时最大的两个园林张园和愚园游玩。他在日记本里所提及的园林还有辛园、徐园、颐园、徐家汇留园、哈同花园等。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