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乔的父亲爱看戏，也会唱戏，他的几个儿子都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爱好，他的大哥蒋维瀚更是著名的昆曲票友。宣统元年（1909）正月十七日，蒋维瀚陪儿子到上海考民立中学，正值陆尔奎在家设宴请客，在座的有孟昭常、谈珵熙（小莲）、李正华（静之）、唐陀、屠寄等人。谈珵熙是著名的曲家，孟昭常也精于昆曲，因此蒋维乔让人回家取笛，请三人表演。先是谈珵熙按笛，蒋维瀚唱《思凡》；此后蒋维瀚按笛，孟昭常唱《小晏》，最后谈珵熙按笛，蒋维瀚唱《惨睹》，尽欢而散，成为一时佳话。蒋维乔虽然在昆曲方面精专不如大哥，但对戏曲的爱好也不亚于大哥。他初到上海，便经常赴春仙、天仙、丹桂、丹凤等剧场观剧。有一天，他想看戏，但天仙、春仙客已满，只能跑到群芳楼听书。可以说，看戏是他初到上海时最主要的娱乐活动。这一爱好始终没变。名伶谭小叫天来上海，他特地和妻子跑去捧场。

　　当然，蒋维乔看戏与普通人不同，他一贯对教育大众颇为重视，这使得他对那些改良新戏特别关注。如汪笑侬的改良新戏《瓜种兰因》便曾引起过他的特别兴趣。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一段时间，他常去豫园看林步青的改良滩簧，并大加赞赏，认为他所编滩簧讲缠足、鸦片的害处，颇有唤醒世人之效。上海新舞台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先进舞台设备的新式剧场，它的建立和演出活动标志着上海戏曲改良运动的高潮。新舞台一成立，他便专门跑去观看，称“其台中布景参用西法，大有可观”。

　　蒋维乔看戏还有一个原因，即他的友人经常参与到戏剧创作中。比如好友谈珵熙是戏曲改良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所编《小说七日报》是第一个发表《潘烈士蹈海》剧本的媒体，他专门跑去丹桂看《潘烈士蹈海》，当然是对题材感兴趣，但好友的参与应该也是原因之一。陆尔奎的儿子陆镜若在日本与李叔同、唐肯等组织春柳社，成为中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陆尔奎是蒋维乔的同事，而陆镜若也是其好友，曾为他和庄俞、严保诚等人上过日语课。因此，对于陆镜若在春柳社和春阳社演的话剧他都极有兴趣，他看陆镜若导演主演的《黑奴吁天录》及《双烈殉路》，觉得“神情栩栩，能令人忽笑忽泣，真妙技也”。

　　1903年，西班牙人雷玛斯（A.Ramos）携一架半旧放映机和一些欧洲短片，在青莲阁下租了一个小房子放映电影，这是上海第一个固定商业放映点。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十一日，商务印书馆在颐园宴请编译所同人看“电光影戏”，这是蒋维乔第一次看电影，感觉“颇极生动”。三月初二，他就带着妻儿又到颐园看“电光影戏”。此后，他们商务印书馆的朋友聚会常以往颐园看影戏为内容，如沈颐和庄俞均曾邀请他去颐园看过。不久，华园、愚园、张园、徐园、青年会等已经都有影戏，他都去看过。1908年左右，上海第一座电影院幻仙戏园开张，伍达也曾邀请蒋维乔至幻仙戏园看戏。

　　蒋维乔的父亲颇擅音乐，“奏弦管诸乐器”无一不精。蒋氏兄弟自幼便受其熏陶，酷爱音乐。蒋维乔患肺炎居乡静坐，便以习七弦琴以自遣，据他所言，曾学弹《平沙落雁》等名曲。琴棋书画是中国传统文人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众多文人都擅长音乐，操琴谱曲填词是其本色当行。但是随着蒋维乔到上海，他对音乐的意义和功能的理解也发生了转变。

　　1903年2月，上海人沈心工（叔逵）自日本回国，入南洋公学附小任教。沈心工在日本时便在留学生中发起成立音乐讲习会，回国后开始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乐歌运动”。所谓“乐歌运动”是中国的一些音乐家选择一些外国乐歌的音乐改填歌词，进而自己作词作曲，在课堂中教唱。沈心工由此成为开创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先河的启蒙音乐家，曾被李叔同称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

　　光绪三十年（1904）春，蒋维乔和严保诚、谢仁冰、许指严加入了在务本女塾举办的乐歌讲习会，学习乐歌，并学习风琴演奏，此后半年他天天赴乐歌讲习所上课，并在家中勤练琴艺。蒋维乔加入乐歌讲习会并非如传统文人一般附庸风雅，而是为了在学校中推广音乐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民众素质，传播新思想。这年暑假，他就和谢仁冰、许指严等人在常州举办了乐歌讲习会，并帮助常州的育志小学购买风琴，常州小学有音乐课和风琴自此开始。到1905年，正则和冠英两所晚清常州最大的小学成立之时，音乐课已经成为学习的必修课程了。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