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州众多的公园中，环境最佳人气最高者，当属红梅公园。不管春秋冬夏，无论月夕晨昏，总能看到数不清的游人散布在公园处处。然而，当人们在用各种方式享受着这公园美好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清楚知道这公园的前世今身呢？

　　红梅公园，“其前身天宁林园，旧为天宁寺后园。民国初，这里树高林密，林内荒冢累累，有天宁寺历代高僧骨灰塔。民国17年（1928年）5月武进县当局征得寺僧同意，出资修治，辟作民众游憩场所……1954年市政府建设科接管天宁林园，翌年4月开始整修……1956年5月起，市政府规划扩建天宁林园……同年8月1日开放……1959年8月公园正式定名为红梅公园”。这段文字，见诸于1993年正式出版的《常州城市建设志》。红梅公园的前身为天宁林园，那么，天宁林园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就不能不说到当年天宁寺的一位高僧冶开禅师了。

　　新近出版的《天宁寺文化丛书》之《天宁名僧》卷所载，“冶开清镕（1852－1922年），近代佛教禅宗高僧大师。江苏江都人。俗姓许，名清镕，字冶开。冶开清镕禅师生于信佛家庭。11岁，奉父命出家。12岁，在镇江九华山明真彻公处削发为僧。清同治十年（1871年），到常州天宁寺，谒方丈定念真禅禅师，随侍左右，读经参禅……定念真禅禅师圆寂后，冶开清镕禅师外出参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冶开清镕回到常州天宁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天宁寺方丈”。其时，被誉为“东南第一丛林”的天宁寺，因为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下常州之后的一把大火，偌大的天宁寺转眼间便化为灰烬，前面仅残存山门一座，后面只余下僧舍几间。

　　浩劫过后，从清同治四年（1865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整整经历了40年时间，天宁寺才得以恢复重建。在这40年里，几任住持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而贡献尤其重大者，当属冶开清镕。为重建殿宇，他不避艰辛，四处募化，甚至远出关外，前后长达十余年。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先是重建了大雄宝殿，之后又续建了天王、文殊、普贤、地藏四殿及罗汉堂以及寮房等，终于使天宁寺重新以殿宇巍峨，僧舍连云，占地130亩的宏大规模“甲于吴会，美尽东南”。　

　　重建天宁寺的大功告成之后，心系万象，志存高远的冶开，又把目光关注到寺后地广百十亩的大片空地，于是不顾辛劳，在那里广植树木，形成了树高林密，浓荫蔽日，适于民众休憩的清幽处所——起先被称为天宁寺后林，后来则称名天宁林园。江南大儒、常州名士钱名山先生（1875－1944年）作为冶开的挚友，在《过天宁寺后大林赠上人冶开兼讯其病》一诗中不由得盛赞其功德：“老僧种树当儿孙，城角春深起绿云。大有清阴留过客，每逢鸣鸟便思君……”。开篇的“老僧种树当儿孙”句，可谓体察入微，形象地写出了高僧冶开济世利物的博大胸襟。

　　“大有清阴留过客”。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省常中读初中，大考前的中午时分，总会和几个同学一起，去一河之隔的天宁林园复习功课。初中时少先队的一次活动，也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在天宁林园的树丛间搭帐篷露营夜宿，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每逢鸣鸟便思君”。林园树深林密，吸引了众多鸟类，于是摄影家吴中行（1899－1976年）便常来此寻觅创作的灵感。一次，他发现一对八哥正在古树上筑巢，于是连续十多天都前来仔细观察。一天清晨，当他看到一只八哥捕食回来正要喂食幼鸟时，觉得机会来了，便接连按了10多次快门。精选出的一张佳作命名为《锦树双栖》者，于1932年入选英国伦敦的国际摄影展，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当年的天宁林园，如今保留下来的一部分，在红梅公园西北侧的傍河处，被称为“林园钟声”。其景点介绍牌上的文字如下：“林园钟声，即原天宁林园，与素有东南第一丛林之称的天宁寺院一墙之隔，三面环水，古树森森，小桥流水澶澶，晨钟暮鼓，尤显幽深静谧。”

　　民国二年（1913年），冶开清镕被推举为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成为我国近代佛教界的一位重要代表性人物。其间，他除了在常州募修了文笔塔、政成桥、太平寺之外，还应邀赴杭州修复灵隐寺大殿，帮助常熟整治虞山兴福寺，在上海玉佛寺创居士念佛会等等。不但操心佛门中事，他还关注着众生的疾苦。为便利东门地区儿童入学，1901年他创办了天宁义务小学。当地方上米价昂贵时，他与钱名山合作供应平价米帮助穷苦百姓。1918年北方水灾，他创佛教慈悲会，不但集款累万，还亲至灾区赈济。“天宁中兴之祖，热心公益豪杰”，便是后世对冶开清镕的最好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