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左）与黄炎培亲切交谈 

      第二阶段，主要指刘国钧从1915年开始创办大纶、广益和大成企业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30年间，这个阶段以刘国钧实业救国为标志，显示的是刘国钧自觉的民族精神，集中体现了他抗衡列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纵观近现代史，当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出现了亡国灭族的危机时，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更是越加激发而不可动摇，越发显示出它的锋芒和力量。刘国钧继承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将忧国忧民振兴中华的责任置于肩上。

　　1915年刘国钧“弃商从工”，较早地跻身中国的纺织界，促其转身的是他算了一笔民族的“良心账”。刘国钧原先经营的京货店里，布匹就占了十分之九，而布匹来源均为“舶来品”。细心的他算了一笔账，不算不知道，一算心情愈加沉重起来，他说：“当时的棉花每担仅22-24元，1匹平布12磅重，用10斤棉花够了，只要2元4角，但是售价是4两5钱银子，折合6元2角多，竟有双倍以上的巨额利润；另外还未计运费、工资。实际上，进口一匹布，等于我们损失一匹布。反过来说，我们把棉花纺织成一支纱、一匹布，就能抵制帝国主义倾销的一支纱、一匹布”。刘国钧自责并自省到，“回想起我经营的京货店，有十分之九的营业是棉布，这不是变成了‘为虎作伥’了吗？”刘国钧坚定地表示：“我就念念不忘地想发展工业”，否则，“一定会亡国”，我们必须闹“实业救国”。并且，刘国钧表现出了较高的觉悟，他说道：“只有办好事业，才是有了基础；应先有事业，家在其次。有了事业，有了基础，不怕无家。”在中华民族精神的感召下，刘国钧已能正确地处理和协调个人和民族、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并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走得更为坚定不移。

　　1915年,刘国钧与人合伙创办大纶机器织布厂，当时缺钱缺人缺技术缺设备，困难重重，他自学技术，冒风险潜入上海英租界的怡和纱厂“偷学”；1918年开办广益布厂，就敢与日本人竞争，广益打出的民族品牌就是“蝶球牌”和“征东牌”，并标明是“自纺 自织 自染 自印”，表现了“无敌于天下”和“征伐东洋”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他四访日本，目标很明确，学习日本是为了抵制日货、超越日货。1931年,他发表著名的《土纱救国计划书》，吸收印度甘地的民族精神中适合本民族所处时代、所处环境的观念和做法，就“实业救国”向国民政府献计献策。1937年，刘国钧苦心经营的大成企业毁于日机的连续轰炸，他不甘亡国亡企，敢冒生命危险，奔波于上海租界、陪都重庆和香港地区创建新的纺织企业，以备“东山再起”。

　　刘国钧“实业救国”的民族精神，在当时就为国人树立了敢于抗衡列强不屈不挠的榜样，显示了中华民族精神极强的吸引力、感召力，成为刘国钧大成企业生生不息、创造“罕见奇迹”的不竭动力。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