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与刘靖基的书信往来影印件。 

      书写民族资本家刘国钧的创业史，无法回避一个人物——刘靖基。

　　刘国钧与刘靖基最早接触于1930年。当年，刘国钧与大纶久记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以50万元接盘大纶久记，先付定金5万元，余款在一个月之内付清，逾期协议作废，定金不退。为此，刘国钧四处招股，但屡屡遭挫。在此情况下，常州工商名流，大纶久记公司大股东吴镜渊以不撤股支持刘国钧，使刘国钧顺利接盘大纶久记。大成公司成立后，刘国钧邀吴镜渊出任大成公司董事长，自己担任经理。而吴镜渊的女婿即为刘靖基。

　　刘国钧与刘靖基一见如故。听说刘靖基是靖江人，而且又系同姓，倍感亲切。为了摸清宗族关系，刘国钧专门派朱希武回靖江查阅刘氏家谱，结论是，刘靖基确系刘氏宗族成员，虽然比自己小15岁，但却是刘国钧的叔伯辈。从此，刘国钧以“阿叔”相称。得知刘靖基出身于染化专业，又有纱厂管理经验，便主动邀请其出任公司协理，负责大成公司上海办事处的业务工作。大成创立之初，刘靖基每周回常州向刘国钧述职一次，两人一主外、一主内，配合默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成一、二、三厂均毁于战火，公司被迫迁移至武汉，刘国钧也辗转来到武汉。而在长江末端的上海，因空间距离的拉长而变得鞭长莫及。随着大成公司日臻壮大，上海办事处已经成为公司的销售中心、物资中心、财务中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刘国钧有较强的控制欲，唯独对上海无法完全掌控。

　　1938年6月，长江中下游被日军全线占领，而大成公司在瑞士订购的22000枚“利妥”纱锭恰在此时到达上海。刘国钧不顾生命危险，绕道南方回上海视察。

　　在上海召开的临时董事会上，刘国钧提议用新购的“利妥”纱锭在租界办一家纺织染公司。殊不知，在沪董事基本为吴镜渊、刘靖基掌控，结果，董事会同意在沪办厂，却选举了刘靖基为上海公司（即安达公司）经理，刘国钧仅为董事。刘国钧大权旁落。

　　安达公司基本由刘靖基掌控，刘国钧难以插手。其时，沦陷的上海地价大跌，刘靖基想用公司公积金购买地产。而刘国钧认为公司的钱应该投资到内地，用于复兴大成发展生产上。刘靖基则坚决反对投资内地，认为那是拿钱打水漂。两人争执不下，最后刘靖基强行购买了大量地产，刘国钧则强行划拨900万元至重庆办事处。两人的矛盾从此不断升级。

　　1945年，刘国钧与刘靖基矛盾加剧，刘靖基提出安达公司从大成公司分离出去，刘国钧坚决反对，后又被迫同意，从此刘国钧彻底失去对安达的控制权。

　　1949年初，刘国钧避居香港。1950年9月，刘国钧听说刘靖基拟将大成与安达合并，情急之下，刘国钧不顾术后身体尚未痊愈，断然回到上海，在大成公司临时董事会上与刘靖基唇枪舌战，终于阻止了合并风波。

　　1952年1月，刘国钧与刘靖基均有公私合营意向，大成公司与安达公司先后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关于召开股东临时会的公告》。随着利益格局的变化，两人的矛盾有所缓解。经大成公司元老谢钟豪、蒋尉仙、俞泽民的撮合，刘国钧与刘靖基在上海刘靖基公馆见面，两人握手言欢，相逢一笑。

　　历史的天空已烟消云散。笔者认为，刘国钧与刘靖基均为我国杰出的民族资本家（建国后，他们俩分别在政界、经济界担任过重要职务），他们的创业精神、工商成就与爱国情怀均受到历史肯定与后人敬仰。至于他们之间的矛盾与纠葛，既是历史造成的，也是个性决定的。如果我们不给他们贴上“伟人、圣人”的标签，而是以凡人、俗人的眼光去看待他们，一切恩怨都显得平常而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