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文瑞先生主编的《刘国钧文集（论著卷）》共收集了刘国钧先生28篇著作，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有关刘国钧先生最全的一本著作选集。

　　对刘国钧先生的著作早有人做过实事求是的评价。1949年刘国钧著作《扩充纱锭计划刍议》一书在香港再版刊印时，中华职教社的著名人士潘仰尧先生专门为此书作序。《序》中写道：刘国钧先生所著此书，“目光远大，条理井然，陪都（指重庆。作者注）人士，交口称之，佥认此书于抗战大业，极有贡献，尤为心折，促其付刊，不数月而告罄。今时隔数年，而此书所述，仍无变动。”这里所反映的是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当时刘国钧著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我们现在研读时，既能感悟其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还能领会到不同凡响的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表达观点的方式颇具个人特征，习惯于用质朴的、简洁的语句表达重大的见解。有的直接探讨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或民生问题，有的则是通过谈论形势和具体事件，间接地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1939年发表在《武进商报》的《土纱救国计划书》中，针对当时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现状，他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明了对待问题的坚定立场和原则态度，号召国人积极“纺土纱”。他写道：“此次暴日甘冒不韪，突以重兵占我东北，缴我军械，杀我军民，夺我财产，凶横暴悍，无所不用其极。如吾国应付不周，非惟亡国，实有灭种之虞。窃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经济绝交，义无反顾。”但一旦与日绝交后，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于是要“未雨绸缪”，他积极主张：“国钧在工言工，深觉欲谋补救，非恢复土纱、崇俭黜奢不为功。”他的结论是：“惟有请中央党部与政府通饬各省及地方长官，普遍宣传，指导民众，恢复40年以前自纺自织之工作，以为御日绝交之后盾，亦救济民生之根本办法”。抗战即将胜利时，刘国钧先生又发表一篇题为《建设纺织公司计划书》的著作，在分析抗战前后形势利弊的基础上，向国民政府谏言：“发展纺织工业已到最亟迫与最有利之时期。”他陈述的理由是：“近代工业国家，莫不以纺织工业为工业化之前驱。我国土地宜棉，籍发展纺织工业以巩固国家社会经济基础。”纺织业是国民经济的“母亲工业”，刘国钧先生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积极倡导民族纺织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2、著作善于用数字说话，较多地运用比较手法。例如在《土纱救国计划书》中为了强调发展土纱的重要性，他通过数字对比，分析国内纺纱机锭分属本国的、英国的和日本的，其分别所占的数字和比例，说明一旦对日宣战，那时“全仗土纱也”。著作中写道：“查吾国纺纱机锭，共计421万枚，英商占17.7万余枚，在华日厂竟占163万余枚，完全华股纱锭，只240.2万余枚。”华股纱锭“按吾国4万万人口，推核每200人中，只占纺织纱锭子1枚，其不敷应用也远甚”。从数字对比，道出了国家工业力量的强弱，从而强调了发展民族纺织工业的重要性。在刘国钧的著作中，几乎每篇都涉及各类数字报表，充分说明他对国情民情和行业企业的深度了解，也说明他的严谨科学的治学治厂态度。

　　3、著作善于运用简洁朴素、为当时人喜闻乐见的语言。他在发表见解时，常常是寥寥数语，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用极普通、极平实的字眼，表达出十分完整观点。如在《土纱救国计划书》中的小标题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句句不离“土纱救国”的深刻道理，如：“纺土纱为御日绝交之后盾”，“纺土纱为灾民贫民谋生计”，“纺土纱为谋免工人失业”，“纺土纱为经营外货者改业之门径”等。这些既充分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但其语言却又朴实无华。

　　不过，刘国钧毕竟是一位爱国实业家，而不是一个经济理论家，其经济著述不够系统全面，较多是根据形势所感所悟，以及他办实业的经验总结，仍有历史的局限性。另外，在旧中国，他的著述语言比较犀利，敢于揭露和抨击时弊；但在新中国，其语言略显温和低调。因此，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有鉴别地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