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武进籍杰出的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先生诞辰110周年。徐伯昕（1905-1984），中国出版家。1905年3月4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鸣凰乡小留塘里村，后迁居湖塘桥镇。原名徐亮，字伯昕，笔名徐吟秋、徐味冰、赵锡庆。

　　1920年7月，徐伯昕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半工半读。1925年，毕业后转入《生活》周刊社，负责出版、发行及广告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投入抗日救国运动，表现了高尚的品质和革命气节。

　　新中国成立后，徐伯昕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管理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文化部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84年3月27日，徐伯昕因病逝世，终年80岁。

　　出版事业之楷模

　　1926年，徐伯昕协助邹韬奋承办《生活》周刊。《生活》周刊系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宗旨是宣传职业教育、进行职业指导和发表职教社的简要言论。

　　“九一八”事变后，徐伯昕和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用文字和图片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1932年，和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书店，历任经理、总经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伯昕在上海与郑振铎等人创办《民主》周刊。1948年，在香港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

　　徐伯昕是一位值得后人学习的出版界楷模。邹韬奋接任了《生活》周刊主编，徐伯昕和他一起艰苦创业，从《生活》周刊而来的生活书店，当初几乎是白手起家。主管经营的徐伯昕，既稳扎稳打，又开拓创新。他与邹韬奋合作18年，两个人分工协作，相互为援，彼此欣赏，被周恩来称为出版楷模、黄金搭档。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能迅速崛起，成为进步力量所办的出版机构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家，徐伯昕的运筹帷幄、经营有方，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伯昕和韬奋先生并肩战斗，坚持革命出版路线，推动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其业绩已成为中国革命出版史上光辉的一页。

　　服务精神之使者

　　徐伯昕是中国人民出版事业开拓者之一，他认为：“服务精神是‘生活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从《生活》周刊时期开始，一直为减轻读者负担而煞费苦心。

　　在20世纪20年代，他用增加广告费的收入，使《生活》周刊几次增加篇幅不提高定价。在40年代，他用经售外版书的收入来弥补等办法，坚持低书价的经营方针。自此，用低书价供应优良读物，用低书价减轻读者负担，不以营利为目的，成为人民出版事业的一个重要标志。

　　1948年，徐伯昕先生在《准备》一文中提出： “我们的努力方向：第一是促进大众文化，第二是发扬服务精神。”两个月后，他接到周恩来副主席6月6日发自西柏坡的电报，徐伯昕先生为新时期的生活书店提出的出书方针与周恩来的指示完全一致。

　　高风亮节之典范

　　徐伯昕先生对人诚恳、谦虚、纯朴的作风，是很值得学习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徐伯昕先生接管上海的新闻出版工作，夜以继日，后又忙于筹建出版总署，仍常常彻夜不寐。他曾身患肺结核病，后来又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颈椎病。几十年来，他拖着病体，任劳任怨，经常工作到深夜。晚年，他以多病的躯体超负荷地运转着。

　　新中国成立后，徐伯昕在北京工作30多年，一直住在一套卧室、办公室、书房、会客室和饭堂兼用的小平房里，从没有搬迁过，床是一张十分陈旧、狭窄的硬木板单人床。儿子在苏州定制了一张棕棚床，正准备发运时，徐伯昕来信坚决不要，让儿子把床退掉了。徐伯昕先生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他没有利用职权为子女和亲友办过一件私事。

　　1984年3月27日，徐伯昕病逝。邓颖超赶到北京医院向其遗体告别时，嘱咐他的子女：“要学习你们爸爸的革命精神！”是的，徐伯昕没有留给四个子女多少物质遗产，他留给他们的却是无数无价的精神财富。

　　魂归故里了夙愿

　　徐伯昕先生虽然早年就离开了武进，但是他对家乡很有感情。他曾说过：“一个人怎么能够忘掉自己的家乡呢？”在十年动乱期间，他经常要下放在鸣凰老家的3个孙儿女写信告诉他家乡的一些情况。他曾多次催促孩子们在老家办个小图书室，书由他提供，让乡亲们免费借阅图书。他逝世后，家人按照他生前的遗愿，把他的藏书全部赠给家乡图书馆。

　　徐老逝世后，全国政协办公厅已通知徐伯昕先生骨灰可存放在八宝山公墓，但是，家人还是尊重他一贯不愿增添组织上和任何人的麻烦的遗愿，于1984年4月13日把他的骨灰撒到家乡的土地上。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朴初曾为伯昕先生题写挽诗，诗云：“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病苦忍不堪，曾不闻呻吟，扬眉言国事，知君始更深。”对徐老作了崇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