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大学者，在众多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他通晓文理，是分析哲学的开山鼻祖；他学术兴趣广泛，涉及数学、逻辑学、分析哲学、哲学史、语言哲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等等；他也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和平主义者、反战勇士。1950年因“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之自由”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影响广泛而深远。

　　1920年5月，罗素的学生、北京大学讲师傅侗向梁启超建议请罗素来中国演讲，梁启超同意后，具体事宜交由蔡元培和傅侗等经办。邀请函是以梁启超和张东荪等人的名义发出。是年10月，罗素来华。但罗素演讲，谁来为他做翻译成了邀请方的一个难题。巧合的是，这一年赵元任也正好学成归国，接受清华学堂的邀请从事教学工作。进步党人及“讲学会”经过商量，决定请赵元任来为罗素做翻译。那为什么要请赵元任呢？因为为罗素做翻译的人不仅需要精通英语和汉语，还必须通晓哲学、数学、物理、逻辑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而赵元任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他不仅主修过数学、物理、哲学，还辅修过心理学和逻辑学；在哈佛期间，专攻哲学，兼修语言学。更为重要的是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期间，还在课外阅读了大量的哲学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如杜威的哲学论文及著作，罗素的哲学论文，柏拉图的《共和国》，休谟的《论文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弗洛伊德的《智力与无意识》以及威尔士、巴斯德、霍金等学者的著作。读了罗素的文章，赵元任在191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说罗素的思想“极符合我的想法”。1915年，他继续学习和研究罗素的著作，写了一篇哲学论文，还得了奖。因此，为罗素做翻译，赵元任是不二人选。

　　然而，赵元任自己并不知道要为罗素做翻译的事。他是到达上海时才听同学胡适说起的。胡适等人提醒赵元任不要被进步党人所利用，赵元任对此表示，他对党派不感兴趣，他是无党无派，他只关心罗素的演讲内容，他表示他会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邀请方委派蒋百里找清华学堂的校长金邦正交涉，要把刚刚回国的赵元任借走一个学年而为罗素做翻译，清华校方权衡再三最后同意了。赵元任自己也愿意，因为罗素的著作对他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极大的影响。

　　罗素在中国的演讲主要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保定、长沙等地进行。演讲的内容主要有：社会改造原理，教育问题，爱因斯坦引力新说，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哲学问题，心的分析，未开发国之工业，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数学逻辑，中国到自由之路等。赵元任为了做好翻译，花了大量时间跟罗素讨论有关问题，也事先同有关人士探讨一些术语的翻译。由于准备充分，学识广博，他翻译得很到位，也逐渐显示出一派应付裕如的样子，尽管给罗素翻译很累很难。他还认为“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更有乐趣”。瞧，他在艰苦繁忙的翻译工作中还能找到乐趣，真是难能可贵。

　　为罗素做翻译还有两段小插曲。一是陪罗素去长沙演讲。在去长沙的途中，赵元任跟同船的一位湖南人学了几天湖南方言。到长沙后，赵元任竟然能用长沙方言来做翻译，以致演讲结束后有听者来问他：“赵博士，你是湖南哪个县的人啊？”另一个插曲是在北京为罗素做翻译，赵元任当时正在与杨步伟谈恋爱。一天在师范大学演讲，赵元任由于跟杨步伟呆在一起的时间长了点，差点忘了还有翻译任务。于是赵元任拉着杨步伟一路小跑，赶到演讲厅，还是迟到了几分钟，只看见罗素一个人呆呆地站在演讲台上。罗素看见赵元任走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孩子，就低声向赵元任说“Bad man，bad man”（坏蛋，坏蛋），引得全场一片哄堂大笑。

　　赵元任与罗素的友谊维系了半个世纪。结婚后，赵元任有了第一个女儿名叫如兰（英文名Iris），于是就写信给罗素告诉他这个消息。罗素回信写道：“恭喜！你们是中国目前混乱的原因。”罗素在中国演讲时曾讲过一个次题目，叫做“中国目前混乱的原因”。赵元任的姓当时是按照威妥玛（Wade-Giles System）拼音法写的，是Chao（赵），罗素知道赵元任很喜欢玩文字，喜欢双关语，因此在信中就给赵元任创造了一个著名的双关语。后来杨步伟写了一本《杂记赵家》，赵元任为纪念罗素，就将该书的英文名译作Family of Chaos。（英文chaos，意为“混乱”。——编者）

　　1924年，罗素邀请赵元任夫妇到他英国的乡下去，在罗素家住了四天。期间，罗素与赵元任一起回忆了许多在北京的往事，讨论物理、数学、哲学等问题，罗素表示非常想再到中国来。1939年，罗素在美国的柏克莱，赵元任又抽空去拜访他，谈了很多。1954年，赵元任代表美国语言学会和加州大学参加第23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期间应罗素电话之催，夫妇俩又去里士满看望罗素夫妇。1968年，赵元任夫妇又去拜访罗素，罗素夫妇当时住在威尔士的西海岸，往返200多英里，出租车要走18个小时。但赵元任夫妇（一个76岁，一个79岁）不顾路途辛苦，还是如约而至。罗素夫妇（罗素已经96岁了）非常高兴，夫人亲自沏茶，罗素亲自为太太们倒茶。他们谈了很多，告别时，依依不舍，罗素在门口一直招手。当然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1970年罗素逝世，赵元任给罗素夫人打电报吊唁。

　　罗素的中国之行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2年出版了著名的《中国问题》一书，引起各界广泛关注。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他与世界各国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公开信，表示严厉谴责。新中国成立后，他呼吁西方国家予以承认并建议由新中国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62年，90岁高龄的罗素还担任中印双方的调停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这一切表面上看好像与赵元任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它与赵元任为罗素当翻译而开始的交往与友谊是分不开的，更与赵元任以特殊身份（无党无派，教授，学者，会长，爱国者）向罗素介绍中国，介绍中国文化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