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高晓声15年的肺病，最终将他的肺叶吞噬出一个8×8厘米的空洞，内科医生告诉他：“你的病我们治不好，找外科去开刀吧。”1965年2月初，他抱着“挨斗不如受死”的心境，在老同学高剑南、杨荫华等的热心关照下，去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动手术。去苏州前，高晓声拜托乡邻说：“要是收到死讯，请你们摇只船去把我的尸体运了回来埋葬吧！”结果手术成功，切掉一叶肺，抽去4根肋骨。动这样大的手术，他哼都没有哼一声。

　　在苏州动手术出院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高晓声以长病假躲到1968年春天。此时，“文革”掀起狂潮，有一派想从高晓声身上找点整另一派的“黑材料”，派人把高晓声找回学校，宣布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再一次挨斗挂牌游街。

　　这年中秋，武进全县中学教师被集中在前黄中学“清理阶级队伍”，高晓声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一次在向毛主席汇报活动中，高晓声低头认罪结束刚想离开，被监管人员喝住，叫他继续向毛主席请罪，一再责问他刚才“搞的什么勾当”。高晓声木然失措，总也想不明白出了什么差错。结果还是造反派喝令高晓声把右手举起来，原来是他指缝里夹着个“烟屁股”。

　　后来，高晓声就被关在数学教研组里写检查。检查书写好后，既无事可做，又无书可看，无聊得不知怎么活下去，于是在室内到处乱翻，居然在抽屉肚子里寻到一本高中《平面几何》教材，大喜过望，便悉心一一去解题，竟觉得满屋都是生机，不再想别人放他出“狱”了。再一件可做的事就是读抄《辞海》，在挨批幽居时他创造了又一个奇迹：“我就读《辞海》，读了不说，把《辞海》抄了一遍，读抄之余，还写了三四百万字的笔记。”（周国忠：《他真的离去了吗？——小记我与高晓声的交往》，《太湖》2013年12月第6期第83页）此述虽然数据可能失准，但事情不爽。其时造反派忙着破“四旧”，抄家抄到高晓声的蜗居，房子里仅有一床、一桌、一凳及几本教科书，实无可破。查抄者是一位小青年，与高晓声有“旧”（旧怨），为了破这个“旧”，便不肯罢休，硬是说：“总要抄样东西走。”高晓声无奈地说：“你看，拿什么呢？”他拣来拣去，拣了一本“九成宫”字帖，说：“就这本吧。”高晓声看看也就算这东西最“旧”了，便点头说：“好。”结果那本练习书法用的字帖就让造反者掳走了。

　　这个时候，农村执行的还是“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文革”政策。高晓声和三河口中学有“政历问题”的8个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中的被专政对象，被押送到梧岗大队劳动改造。当时，担任三河口公社分管教育的党委副书记冯顺政，原是高晓声的弟子，这时他恰好在梧岗大队“蹲点”，就把高晓声等8人安排在姚家头第五生产队，交代老队长姚培大：“这些都是教过我书的老师，他们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安排生活（劳动）只能力所能及啦！”这样才得到了一些优待。

　　在梧岗五队，高晓声他们群居在一户户主不在家的平房里，自开伙仓，高老师则当上了这群“专政对象”的“伙头军”。他动手把旧灶头改造成节煤灶，称之为“灯罩式节煤灶”。这个“发明”引来不少人家请高老师去改砌经济煤球灶，留他吃酒，左邻右舍都喜欢聚拢在高老师周围谈论家事村事。一天晚上，高晓声找到冯顺政，相约一同去小学门口河潭里钓甲鱼。只见高老师手脚麻利地把缝衣针结在线上，把猪肝小块穿在针钩上，然后把一头固定的带饵针线安放在池塘四周。两个人等到深夜去收钩时，竟一连收到大小六七只甲鱼。第二天，大家把甲鱼放在煤球炉上煨了一大锅，拉冯书记一道小聚享用，边吃边聊。高晓声调侃说：“小小的一个旱潭，生出了这么多王八，一个偏远的延陵中学（三河口中学解放前的老校名）也居然聚集了八位‘政治渣滓’，这真是‘池浅王八多’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当时，姚家头三队在家接受改造的还有一个“叛徒走资派”、原区委书记谢豪。患难与共，惺惺相惜，高晓声与谢豪常有来往。这位“走资派”朋友，后来成为高氏笔下名作《李顺大造屋》、《特别标记》中区委书记刘清的原型。

　　一场“文革”，既“革”掉了文化的“命”，也几乎“革”掉了经济的“命”。那个时候，物质匮乏，连肥皂、火柴之类的东西都供应不上。三河口中学凡碰到有配给商品，粥少僧多，总分不开，只能用乡下人的老办法“拈阄”来解决。高晓声是被“揪出来”的专政对象，“拈阄”权利总是被剥夺掉的。这使得高晓声穷上加穷，有时不得不拿三四十元的“苦难补助”。

　　庆幸的是，高晓声在被“专政”、挨批斗的后一段日子里，得到了三河口公社副主任时法祥、结合进校革委会里的赵德荣和汤荣成的有意保护，才没有吃大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