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父李荆茂，一位优秀的炮兵指挥官，长沙三次大会战时立下赫赫战功，曾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后又随孙立人将军远赴印缅参战，功勋卓著。抗战胜利返家乡武进奔牛镇时，当地商会曾组织盛大欢迎仪式，为叔父披红戴花，游行庆贺。惜该段历史一直被湮没。

　　我在大约八九岁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叔父李荆茂，可是叔父的影子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小时候有两件事使我记忆犹新。一是叔父在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天气穿着一件薄棉毛衫,用热烘烘的手焐我冻得发红的脸颊。还有就是早晨锻炼身体后，叔父总是捋下手表，叫我计时，然后一个虎跳，在地上整整倒立3分钟。所有这些，令我对叔父充满了崇敬之情。

　　后来叔父去了长沙工作，婶母一家也随同迁湘，见面机会更少了。想念时，只能偷偷翻看相册。叔父国字脸，身高1.80米，英俊精干。他的大部分照片是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拍摄的。其中有一张在印缅前线的相片，身着美式军装的叔父站在吉普车旁，胸前挂着望远镜，腰挎美式军用手枪，旁边站着端着美式冲锋枪的勤务兵和司机。叔父神情刚毅，三人都不苟言笑，身上征尘未消，像是刚进行了一场浴血死战，仿佛三座雕像。这是迄今为止最令我震撼的图像。颇感遗憾的是，如今这些珍贵的老照片都已失散，我在酝酿这篇文稿时竟找不到一点叔父的影像资料。今年春夏时节，我们兄弟几人曾遍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省市档案馆以及叔父生前工作单位等，结果均空手而归。后来，我们又致函台湾相关部门，历时数月，几经波折，终于收到了台湾寄来的《李荆茂君经历》及两张戎装照（其一见图）的复印件等，让我们喜出望外。

　　对于叔父的过去，好长时间内家人讳莫如深。长辈们只怕我们少不更事，给家庭带来麻烦。直至1957年冬，婶母带着堂弟妹被遣返老家奔牛，才知叔父被划为右派，加上反动军官的身份，已送往劳改农场接受惩罚。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左，升学、工作都绕不开填写亲属政治面貌一栏。长辈们才不得不向我们交代了叔父“不光彩”的过去。

　　淞沪战争爆发时，叔父中学毕业已在地质勘探队工作。由于战事阻隔了与亲人的联系，1938年10月，19岁的叔父只身一人辗转前往武汉，满怀一腔报国热血，考取了中央军校二分校（黄埔军校16期）炮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于1941年3月被派往当时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炮兵第一团任少尉排长，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

　　长沙会战前叔父的连部驻扎在一李姓人家，户主有一儿子名龙生，聪明好学，甚得叔父喜欢，因家境贫寒，辍学在家。因为同姓，叔父遂收为义弟，供他上学。当时叔父尚未成家，家人又杳无音信，故二人情同手足。1942年10月，叔父随远征军赴印缅参战，仍不忘按时汇寄生活费用。抗战胜利后，叔父更是把义弟送回老家奔牛读书，直至中学毕业。

　　叔父一生未参加任何党派，是标准的职业军人，一生只与日寇死战，因而在国民党政权溃退台湾时放弃从上海登船的机会，选择回归故里，帮父兄打理酱园生意。

　　义弟龙生，思想进步，在大学读书时即秘密参加共产党地下活动，为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即为长沙市教育系统干部。他得知叔父情况后，力荐叔父到长沙市第一女子中学任体育教师。

　　1957年整风反右时，叔父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错划为右派，龙生叔也因“包庇反革命”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1963年，高大健硕的叔父竟病逝于湖南某劳改农场，时年仅45岁。

　　拨乱反正后，叔父和龙生叔相继获平反。龙生叔恢复党籍后在大学任职，与我们也恢复中断了30多年的联系。1996年春节，龙生叔寄来了由长沙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长沙诗人协会合编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刊《英气长存》一书。书中有二处对叔父在长沙三次会战时的描述，现原文摘录如下：（一）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长沙三次会战，炮一团奉命驻防岳麓山，吾兄荆茂任一连副连长，亲自指挥炮手，三弹连中敌指挥所，毙敌酋，敌失指挥官，仓皇溃逃。荆兄因功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所颁勋章并升二级。（二）长沙三次会战，枪毙敌酋。英雄李荆茂战前题诗云麓宫。诗曰：拼杀沙场死亦娱，以身许国一头颅，龙泉袅取倭奴首，不负男儿七尺躯。

　　每当我读到这首豪气冲天的诗时，我总会被叔父热血报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所震撼。令我骄傲的是，载入史册的长沙三次会战，竟有我们常州人的功勋，威名远扬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也有我们常州人的英雄。谨以此告慰英年早逝的叔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