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前排左一，时任轮船招商局督办）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清末重要的政务活动家。目前学术界对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几位洋务运动的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张謇都有了较多的研究，出版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李鸿章被誉为带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第一人。进入21世纪以来，连对西太后、袁世凯那样人物的评价都在不断升温。然而洋务运动的主要创办者，一生创办了轮船、电报、铁路、煤矿、纺织、银行、学校等多种实业和教育的盛宣怀，无论学界还是社会，对他的评价却几十年改观不大。为什么不能对盛宣怀有比较合符历史真相的评价，这其中主要缘由有哪些？

      一、对盛宣怀做到高官身份的合法性的质疑

      盛宣怀只具有最低级的科举功名——秀才，但他后来能做到那么大的官——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督办、汉治萍煤铁厂矿公司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最后竟然做到邮传部尚书和内阁邮传大臣。官能够做到那么高，靠的是什么？一般推测盛宣怀一定是通过贿赂。那贿赂的钱哪来呢？自然是通过督办洋务企业贪污，否则怎么能升到这么高的官位？无论在晚清、在民国，在当下的社会及学术界，都没有给盛宣怀进行适当的评价提供良好的环境。

      我们看到，现在的人官位很高了但还是要去弄个文凭，而已经成功的商人也要去买个外国的高级学位文凭。因为，中国的社会无论晚清还是现在，一般认为，一个人的学位愈高学问就愈大，学问愈大好像个人道德就特别高尚。这样的价值评判是不是合理呢？从晚清到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进步了很多，但认识问题的方法却没有多大的改变。这就是到现在仍然没有为评价盛宣怀这样的人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和学术环境的原因之一。

      这里顺便谈一下李鸿章与盛宣怀的关系。

      李鸿章曾说过，我40年洋务活动，最得意的一笔就是招商局收购美国在上海的旗昌轮船公司。而令此举成功的最重要人物是盛宣怀。为什么不是别的人，而是盛宣怀呢？过去的研究一般认为，李鸿章与盛宣怀的关系一直很好，一开始主要是李鸿章与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有良好的关系。盛康中进士后很快外放后补道台就是到的安徽庐州，因而盛康可能与李鸿章家族发生了关系，1870年盛宣怀进入李鸿章幕府后就得到了后者的重用，之后长期得到李鸿章的提拔而获得要职。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误会。经过这么多年来的研究，我认为李鸿章与盛宣怀的关系并不好，至少他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李鸿章始终不愿意提拔盛宣怀却要利用盛宣怀。为什么？盛宣怀之父盛康与李鸿章的关系自1860年代之后，始终不佳；虽然盛宣怀的性格率性大胆，富于冒险，这是李鸿章喜欢利用的人，但盛宣怀的关系网很大，李鸿章又担心其不受自己管束，所以两者的关系始终处于若即若离或紧张的状态。

      比如盛宣怀从1870年代后期就想做天津海关道台的官，可是要到1884年6月，李鸿章才让他署理天津海关道。而正是在此前，张树声在两广总督任上遭遇中法战争在越南爆发，战火即将要延烧到国内，他奏调盛宣怀赴粤帮助他处理外交，以及向汇丰银行借洋债，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张兆栋则为加强中法交涉期间福建的海防，亦奏调盛宣怀赴闽差委。于是盛宣怀将难题提到了李鸿章面前，迫使李鸿章表态是将他提拔后留在天津还是任其赴粤或闽？这时李鸿章才给盛宣怀署理天津海关道。到了1886年7月，李鸿章给了盛宣怀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的官位，盛宣怀成了正式的道台。为什么给他这个官位？这也是有特定原因的。因为此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欲调盛宣怀赴广州帮助他办理银钱局。为令盛宣怀自觉约束与清流党的张之洞的关系，李鸿章才迅速任命他为山东登莱青道。所以所谓盛宣怀与李鸿章之间私人关系很好，而他则完全依靠与李鸿章的关系上位，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盛宣怀全凭自己的能力，一点一点做出成绩，最后得到李鸿章的认可。盛宣怀做到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督办、汉治萍煤铁厂矿公司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中国通商银行督办，以及邮传部尚书和内阁邮传大臣，这其中任何一个官位的得来都有其特别的背景和具体的原因。

      二、盛宣怀政治上一贯的不正确得不到任何时代的认同

      盛宣怀的处事方法及作风特别，他这个人大胆率性和富于冒险性，尤其是他一贯反对与外国进行战争，主张通过外交解决危机，这就确定了他在政治上一贯不正确的立场。这点不但令他在晚清长期被官场奏劾和谣诼，就是在以后的时代，也得不到社会和学界的认同。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谓“庚申之变”，即咸丰皇帝等人在英法联军入侵北京而北逃后，有的中国人开始觉醒，于是惊呼中国要自强，要学习西方的军事，要购买外国的铁甲船、建造军港等等，故此后中国政府的领导层和知识精英阶层就把强兵和抵御外国作为政治的重要主题。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等历次外交和战事，凡主张战争而拒绝议和的，愈是高调愈受到官场和知识界精英的追捧，而愈彰显其政治上的正确性，登上政治道德的至高点。但是盛宣怀恰恰不一样。他从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时做淮军的后路转运工作开始，就主张通过外交交涉避免战争。他给当时的湖南巡抚王文韶写信说，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均不够，士兵不行，将领不行，军械不行，如湘军已老，淮军不想打仗；中国平时不讲究与外国的交往，一旦出问题就手忙脚乱，仓皇应对。那台湾问题怎么办？他主张台湾学习香港，将其开放为通商口岸，让外国人都来通商。1884年中法战争，朝廷从上到下一致主张打仗，盛宣怀却是主张议和要与法国人坐下谈判。该年10月上旬，李鸿章和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与法国驻天津领事林椿一直在秘密谈判，而北京的清廷中枢包括总理衙门却并不知道天津正在进行的谈判。从10月下旬盛宣怀向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呈递的几份禀文内容看，他一开始就参与了天津的秘密谈判，并由他出面，与林椿分别两次议订中法停战和约四款和七款。至于与林椿议订停战和约的理由，盛宣怀在上军机大臣张之万等人禀文中说：“（中国）海无铁舰以冲锋，陆无铁道以征馈，守口之炮兵不全，陆战之枪队不练，文官拘守旧章，商民困顿，饷糈易竭，武官但能野战，将弁积弱，炮械不精，议论徒多，进止莫决，彼以偏师扰我全局，再战一年，税厘少入千万，军饷多出千万。”在朝廷内外一片主战声中，盛宣怀逆潮流而动的议和行动，令其署津海关道台被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