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长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勿忘历史，勿忘英雄，本文追记武进籍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王诤将军，以志纪念。

      王诤（1909年—1978年），武进戴溪乡井桥浜头村人，原名吴人鉴，字凤岗，号雨峰，曾用名王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创建者、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

      王诤于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毕业后参加北伐军第二军四师，担任师部电台台长兼报务主任。1929年春，被分配到国民党军第九师任无线电台报务员。1930年9月调第十八师张辉瓒部任中尉报务员。

      1930年12月30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21岁的王诤与8名无线电报务和机务人员在赣东南山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带去一部英国制造的军用电台、两小箱电讯器材和资料。那部电台是靠脚踩发动机转轮来充电的，并不先进，却受到红军领导人的重视。参加红军第4天，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就接见了他们，毛泽东还亲切勉励他“用无线电技术为人民大众服务”。在“国军”中见惯了等级森严、军阀作风的王诤被深深打动了，坚信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十几天后，红军决定在红都瑞金成立中央军委电讯队，毛泽东、朱德对王诤高度信任，亲自任命他为红军无线电队队长，随后又任命为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在江西瑞金叶坪首次播发新闻。从此，王诤确立了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不久，国民党纠集重兵实施第二次围剿，敌我兵力十分悬殊。当时红军只有3万余人，而红军手里只有从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缴获的半部电台，只能接收不能发报。王诤利用自己对敌军电台发报特点及密码熟悉的有利条件，亲自操作电台收发情报，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电台信息。终于，王诤截获并破译了王金钰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两份急电，得到情报后，王诤立即向军委首长们汇报。

      毛泽东和朱德当机立断，重新调整部署，避敌主力，打敌之虚。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5个师2万余人连夜急行军，向东包围了富川。红军发动了猛攻，指战员士气高昂，人人冲杀在前，敌军抵挡不住，全线溃败。从5月16日至30日，红军行军350多公里，共打了35次仗，仗仗取胜。苏区军民集会欢庆胜利，毛泽东表扬了王诤，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毛泽东还特地请王诤走到主席台前，让红军指战员们认一认。当时全场掌声雷动，此起彼伏。

      王诤带领红军通信队的战士们因陋就简，在各个师都设法配置了改装过的电台，还积极培训无线电报务员，手把手地教收发报技术，传授电讯专业知识。至于密码，采用的则是周恩来研制的密码，称作“豪码”。王诤对周恩来的博学多才甚为钦佩，几次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向周恩来请教，并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进一步改进“豪码”的意见，周恩来称赞王诤头脑精细。

      王诤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又屡建大功。由于敌人严密封锁，红军的物资极度缺乏，电池、发电机、电文纸等奇缺，往往直接影响到通信工作。于是，王诤利用手头积攒的一点材料，画图放样，自制电台损坏的零配件，还修好了红军缴获来的十几台小型发电机。至此，红军无线电台有了一个飞跃发展。

      1934年9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前夕，王诤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誓与红军共存亡。之后，他毅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王诤担任了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编入军委直属纵队。在湘江边，王诤为了掩护别的同志曾负重伤，昏迷过去。战士们将他背上江边临时用门板树枝搭扎起来的木排，推过江去。红军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区后，王诤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掌握红军领导层的核心机密。

      长征途中，王诤运用两部电台交替转移的方式，在险恶环境中维持性命攸关的通信联系，保证了中央军委对各部队的不间断指挥。在四渡赤水的历史时刻，为实现毛主席“声东击西”的战术意图，王诤以单部电台伪装总部电台向外发报，诱使敌人信以为真，红军一举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整个革命战争年代，王诤总能以他过人的智慧、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想尽办法让红色电波穿越万水千山，第一时间为全军送去中央的指示和胜利的信息。对此，毛主席非常满意，1941年为《通信战士》杂志欣然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周总理也以“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高度赞誉王诤和他的通信兵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