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大成二厂的女工们正在紧张地验布 

      盛宣怀的沪上“总厂”与刘国钧的跨江而来

　　中国近代纺织业非常州始，却留下了常州人最初的足迹。早在1893年，作为洋务运动主将的常州人盛宣怀，受李鸿章重托，重建当时开张仅两年多被一场大火毁于一旦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盛宣怀是处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他将结束前账、招募新股、新建厂房、订购设备、配套管理等繁杂的重建工作一环套一环，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规模达到棉纺纱锭7万枚、布机1500台的中国当时最大最先进的棉纺织全能厂，并陆续投产。还将机器织布局改为上海华盛纺织总厂，巧妙地刻上盛记的烙印。不管怎样，重建后的“总厂”是中国近代纺织业发展壮大的里程碑。

　　也许是清朝严厉的回避制度影响，盛宣怀对上海乃至中国棉纺织业的兴起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对常州纺织业没有一丝一毫的作为。而与常州一江之隔的靖江人、著名实业家刘国钧却把毕生的精力全部扑向常州纺织业。在他的带领下，常州纺织业苦干加巧干，在上世纪30年代终于挖到纺织上的“第一桶金”，并惠及到广大老百姓。

　　刘国钧三十年代的“结构调整”

　　刘国钧于1930年正式接盘大纶纱厂，将它更名为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当时常州纺织业的领军人物，刘国钧确有非同一般的过人之处和先见之明。他不与同行们在棉纺织领域拼个你死我活，而是避开了中国纱厂的强项，重点开发中国纺织的弱项--印染业，去抢占市场先机，争占竞争的制高点。

　　成功之人自有成功之法。刘国钧非常有战略眼光地把广益染织二厂并入大成公司，改为大成二厂，由原来的织造为主兼营染色，果断转向印染后整理为主，兼营织造，经营主次方向正好是调了一个头。并新增添20多台染整机，日产能力从原来的150余匹增至2000匹。

　　刘国钧不但重视“染”，更重视“印”。当时由于资金紧张，购买了一部旧的仅是新设备价格二十分之一的印花车，并请女婿查济民设法在上海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挖来一位印花挡车工和一位调浆工人，再挑选几名像高廷焕那样灵巧的工人（高廷焕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刘国钧和他们一起经过7个月的艰苦努力，印花车终于试车成功。当年印花工场就赚到了5万元利润，翌年的盈利达到20万元，成了大成公司的“印钞机”。

　　刘国钧见印花利润丰厚，加大了投入，又从日本购进新式六色印花车一部，并设立花样设计室，自刻印花滚筒。凡是市场上到了日本新花型布，大成二厂马上进行改制，投入批量生产，快速上市。所以质高价低的大成公司的花布，足与日货抗衡。

　　1935年，大成二厂又引进较先进的棉布及平绒、灯芯绒、染整设备14台（套），不仅推动了丝光、电光、轧光、多套色印花等新技术的开发，而且使产品更具有多样化。印染品种除印花细布、绒布外，还有中档的线呢、哔叽、麻纱、花贡呢等，其中部分产品开始销往美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印染能力也达到日产5000匹，按每匹40码换算就是日产达18.28万米。这些措施成为刘国钧成功抵制日、英、美外来垄断资本对中国民族纺织业强烈挤压的有力法宝。

　　当时我国棉纺织及印染工厂，大多数是单纺织或单印染厂，能把纺与织合起来就是很不错的了，而能做到纺织染三合一的联营企业更是少而少之，而且染色和印花占整个纺织中的比例也是很低很低。日、英、美就是利用这一弱点，在中国市场上压低棉纱、坯布价格，抬高花布价格，以打击中国纱厂。那一时期，中国纱厂每生产一件棉纱，就要倒贴6块银元，无锡荣氏兄弟拥有50万纱锭的庞大规模，因此吃了大亏，在上世纪30年代只能负债过日子。

　　而刘国钧掌控的大成公司，好似预先知道国外资本的一套伎俩，早已争夺了制高点，占据了有利位置。市场上花布价格高涨的形势，对大成纺织染公司非常有利，生产棉纱每件亏损6块银元非但可以在印染部分中消化掉，还由于印染能力大大超过棉纺能力的缘故，印花布的成倍利润促使印染机日夜开足马力，大成公司因此获利丰厚，风光无限。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