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30年代不到8年的时间中，大成公司的资金由50万元增至460万元，实际盈利达近千万元；纱锭从10900枚增至46500枚，织机从260台增至1735台，印染能力日产5000匹，居全国之首。刘国钧以“印染”为纲的高招，奇迹般地使大成公司不但抵住了国外资本对棉纱的倾销，安然渡过了国内从1931年至1936年棉纺业的巨大危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还求得了自身的迅速发展和扩张。

　　“滚雪球”与“控两头”

　　在大成公司内部组织纺织染一条龙生产的示范效应下，民丰纱厂独创性走出了一条外协作“滚雪球”之路。为了抢市场，民丰纱厂的股东们聪明地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先集中资金办染部工场，办织造工场的事往后拖一拖。组织厂内生产的仙女牌棉纱大多销给武进湖塘地区的布机机户们，利用农村廉价的剩余劳动力、闲置农屋，把分散在农村的机户联合起来，并定点收购农户织出的布匹，由民丰的染部工场染成各种花布后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是纱是民丰纱厂提供的，布匹的质量有保证，二是农村织布成为农民们的副业，有稳定的收入，赚钱效应使农民们自我投资，使机户越来越多。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湖塘地区的脚踏式织机已发展到1.5万台，日产坯布36.6万米。老人们称这是“滚雪球”方法。而民丰纱厂可集中精力发展棉纺和印染，这叫控制两头，把中间放出去。

　　产业成链  民生受惠

　　上世纪30年代常州纺织业的兴旺，对老百姓生活的提高有着直接影响。在1935年1月2月的《励进月刊》上刘国钧撰文写道：“在过去这一年中，时虽年荒，我们武进四乡受了灾荒的影响，无衣无食的人不知万几，那困苦的情形，真是不堪言状；而东南附廓的居民，屋宇整洁，人事熙攘，一些没灾荒的样子，比较别乡好似成为两个世界，这无疑是受了工厂的实惠。用我们大成一、二厂来说，直接有惠于地方的，不下万余人，间接而辗转受惠的，则更多了。”

　　到了1937年，常州棉纺织厂有工人5000人，织布工人1万人，染色工人3000人，共有18000人，再加上发电、供电、纺织机械制造及配件，运输等产业工人的大量产生，相应伴随着对住房、道路、交通、商业、银行、保险、卫生、教育、影院、宗教、报刊等方方面面的需求越来越多，形成了一条条社会生存和产业链。当时商会会长查秉初描绘：“每期发工资后，南北大街的门市商号，顿起生意，全市的茶馆戏院，亦必热闹。”

　　最典型的是教育领域。1911年，常州城区有公私立中小学35所，民国成立后，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前7年纺织业的繁荣，使得常州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36年，常州有小学71所，中学11所，中等师范学校1所，职业学校5所，学校总数增至88所。这也许是常州纺织业掘得第一桶金后，惠及到市民们的最直接最有深远意义的一桩大事。（文/华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