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仰止，佛城圣主摄九界；万派朝宗，叠阁神殿开远势。”中国古代信奉“佛、儒、道”三大教，如来佛祖是佛教之圣，为禅寺中至尊；孔子是儒教之圣，为孔庙中至尊；老子是道教之圣，为道观中至尊。三教有着或同、或异的教义理论，梁武帝总结为“三教同源，佛教为上”，从而构建了一个以佛教为主体，儒、道二教为补充的理论体系。根据这一理论，他在“法华寺”内设有“三圣殿”，如来佛祖坐中间，老子、孔子分两边。宋乾德四年（966年），法华寺大规模扩建并易额为“宝林寺”，并根据当时民间崇尚趋向多元的需求，在“三圣殿”的基础上又建殿新增供奉神主。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新增，居然增出一个天下奇迹和千古不解之谜。那么，宝林寺新增供奉的是何方神圣，竟然有如此法力？他就是新建“文昌殿”中的“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是中国古代科举学子的守护君，功名、禄位的主宰神。麾下有“天聋、地哑”（意为不泄露试题）两侍从，和左手持斗、右手操笔的“魁星”（其左手之斗为“魁”字中的“斗”字；右手之笔点中谁，谁就能金榜题名，故谓“魁星点斗”）。在唐代之前的寺庙中并无“文昌帝君”和“魁星”的身像，随着唐初实行“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平民子弟可以凭学识才能参加科考，博取功名而入仕为官，从而改变一人、一家、一族的命运，由此民间对“文昌帝君”的崇尚开始流行。但是，“文昌帝君”不在佛教的菩萨之列，所以原来的禅寺中只有“楞严”启智之阁，没有“文昌帝君”之位。而宝林寺建文昌殿供奉“文昌帝君”的意义非凡，既传承了梁武帝“三教圆融”的理论，又彰显和提高了“三圣殿”中孔子所主儒学的地位，更是开了古代武进立“文昌帝君”为殿主的先例，最重要的这是对武进在唐代科举中，“吾乡魁选久萧条”进行总结后的一次运势开辟。

　　从唐代初实行科举制度起，到唐末的天祐四年（907年）的大唐近300年历史中，朝廷共开270“进士科”，而奇怪的是偌大的晋陵、武进两县（后合并为武进一县）在270科中仅出8名进士，更奇怪的是在所出的8名进士中，有7名为萧姓，均是梁武帝的后裔，另一位进士施肩吾据说还是萧氏姻亲。也就是说，在整个唐代，武进数以百计的姓氏家族中数以千计的学子，竟然没有一名能金榜题名入进士行列，这种状况实在令人困惑和费解。值得庆幸的是，奇迹在宝林寺供奉“文昌帝君”不到一年就接连出现：宋乾德五年，武进宋维、宋绛兄弟俩同登金榜，一门双进士成邑内佳话，这是第一奇；武进在宋元间出3名状元和4名宰相中的3名，都出于宝林寺周边和滆湖两岸，这是第二奇；祖籍或居地在滆湖两岸和宝林寺周边的吴、张、薛、蒋、庄、钱、赵等宗族先后成为“进士大户”，共出进士总计达600余名，这是第三奇。不仅如此，从宋代开始到清末，武进共出进士1495名（有1546、1547、1495等多说，本文取最小数），天下惊呼武进为全国难有第二例的“名人部落进士县”。这正是：“文昌殿里三炷香，登榜捷报到庭堂。百贤千杰进朝廷，最小也要翰林郎。”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武进从宋代开始进士累科辈出，当然离不开邑内重教兴儒的历史背景和学子们的勤奋苦读。但难以解释的是在宝林寺供奉“文昌帝君”之前，为什么同样耕耘却颗粒无收，一片荒田荒了近300年，为什么同样苦读，所有学子却在270科中全部名落孙山（不包括梁武帝后裔和其姻亲），网网撒在干滩上。而宝林寺建文昌殿后，武进“文昌天下，独占魁首”，仅宋熙宁六年单科出进士就有31名，超过有些县历史上所出进士的总量。武进有好几个“进士专业户”（前三位的有吴姓82名、张姓79名、赵姓73名），每一姓所出进士是有些县全县进士的一倍以上。当然，唐代武进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望族数量等方面，都不能与宋代武进相提并论，但无论如何也不存在从唐代被压在宝塔底下，到宋代就冲上宝塔尖这样天翻地覆的差别。历史巧合？“文昌”相佑？苦学之报？时值今日，我们无须也无法去考探这两个武进在科举历史中曾经存在的为什么，只期望“文昌县里承文昌，魁星像前出魁星”，继续沿写“文昌武进”的辉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