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亨桥畔近水阁前的集市（摄于1982年）

      “江东之州，常州为大”。早在盛唐，常州就是中国经济文化名城，成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枢纽；清末沪宁铁路开通，常州位于铁路中段，客流、物流繁忙，成为集散转运中心。“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江南财赋甲于天下，苏、松、常、镇课额尤冠于江南”。常州是历朝中央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地区，到了清代仍然是对国家赋税贡献最大的地区之一。而常州城西历来都是常州的经济中心，千百年来对常州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盛唐时的“中吴要辅”

　　进入唐朝，江南的农业和手工业在南朝齐梁时期稳步前进的基础得到长足的发展，导致了商业的兴盛和城市的繁荣，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赶上并超过了黄河流域。唐朝时，江南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自发产生的贸易市场，设置在县城以外的人口稠密区，这些集市称为“草市”。常州有望亭市、洛社市、竹塘市、利城市、申港市等，晋陵县和武进县还有许多“草市”。大运河开凿后，常州成为南北粮运集散中心和全国的米市之一。据《新唐书》记载，唐元和（806-820）间，常州剌史孟简除在府城西开凿了南通运河、北达长江的孟渎（即孟河），能灌田4000余顷，还在无锡开挖泰伯渎。常州手工业有纺织（绸、布）、造纸、造船、竹器、漆器、编织、毛织、茶、酒等。唐朝前期常州给朝廷的贡品为紫纶巾、红紫二色绵布、折造官端绫绣。唐朝诗人元稹诗中就有“新妆巧样画双蛾，慢裹常州透额罗”的诗句。唐后期常州贡品为绸、绢、红紫绵巾、紧纱。常州是全国15个造纸中心之一，常州还是江南最重要的产茶地之一。唐肃宗（756-761）时，李栖筠出任常州剌史，他将“芳香冠世”的紫笋茶进贡于朝廷，于是“晋陵紫笋”成了当时闻名全国的上品茶叶，成为宫廷贵族的名贵饮品。每年常州、湖州剌史会于阳羡（今宜兴），造茶修贡，并将贡茶经常州南郊送毗陵驿，再解送京城长安（今西安市）。这条运输贡茶的道路，称“茶山路”，即今天茶山街道（原茶山乡）的来历。唐时常州有四个驿馆，毗陵驿、水西馆、无锡驿、望亭驿。唐、五代时期江南桥梁建没主要集中在常、明、苏、湖等州，江南共新建桥梁77座，常州占26座，数量遥居诸州第一。

　　唐朝时江南的贸易港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讧沿岸，常州独持的连江通海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外商的到来，常州港成为当时最有活力的港口之一。来江南经商的外国人被称为“胡商”、“商胡”、“胡贾”等，他们人数众多，分别来自高丽、新罗、日本、百济、大食、波斯等国。常州是外国海船最希望到达的目的地之一。李栖筠为常州剌史时，常州城下“海夷浮舶，弦发望至”。

　　工商业的兴盛带来人口的集聚。唐玄宗天宝（742-756）中，常州已经有户102631，人口694000多，每户约6.7人，其时常州共辖5县，平均每县约20500户；常州有郭下州县两个（相当于直辖县区），即晋陵和武进，两县总户数在45000至50000之间；常州城内约有17000至21000户左右，常州城内人口大约在13－14万。唐代常州城已是名副其实的“中吴要辅”，江南的一个大城市了。

　　常州版“清明上河图”

　　清朝前期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国力增强，史称“康乾盛世”。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在平定了吴三桂叛乱后，又削平了南方的动乱，这时海内统一，河清海晏，便开始了南巡。从1683年到1784年这101年间，康熙和乾隆曾各有6次下江南。据道光《武进阳湖合志》卷首《巡幸恭记》载：1683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巳时（9时至11时），御舟（康熙龙船）经临常州，御乐前引，万骑夹岸南行，文武诸臣率阖邑在籍候补、候选诸臣跪送于西郊，各官恭送御舟至东郊外，万民观者皆呼万岁”。“康熙御舟至东门外三官堂岸少停，皇上登岸眺览，抽矢而射，无不中鹄”。这时常州儿童排队走到龙船前想一睹皇帝尊容，皇帝侍卫持戈阻拦，康熙令侍卫不许驱赶儿童，并命随从将水果和糕饼掷到岸上，任孩子们拾取。看到这一幕，康熙非常高兴，二十八日，“圣驾自苏州回銮，过常州府，文武诸臣率阖族候选诸臣跪送于西郊，时满途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日，父老扶杖欢迎”。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