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为了我娘一生的幸福，在娘五岁的时候，狠狠心肠给娘裹了足。裹得尖尖的小小的，似乎三寸都不到。这给娘带来了一生的苦恼。

　　在娘家时有外婆罩着，不用下田，跟我爸结婚后就不一样了。每到黄梅季节，我爸忙不过来，我娘不得不下田帮忙，拔脚捂脚的水田，一双小脚站都站不稳怎能弯腰栽插？只能帮爸拔拔秧做点下手活，还经常跌得浑身都是泥水。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生产集体化，我娘受的罪就更大了。我娘和隔壁的婶娘都已五十七八岁了，扭着一双小脚赶到田头，总比別人迟，经常遭到队长的白眼和责备：

　　“你们哪里是人？一点不自量；是猪，两只不识数的笨猪！”

　　娘一般不与他计较。有一次队长实在太过分了，便回了一句：“队长，不要这样。我们天天见面，客客气气多好。”婶娘也说：“你也有娘，你也这样凶神恶煞地对待你娘？”

　　队长没有料到两双小脚竟敢顶撞他，暴跳如雷，一口气骂了10多分钟。第二天队长通知他们：“两位老嫂子，今天就不劳你们下田了，准备点替换衣服，我派民兵送你们去劳教队享几天福。”劳教队是公社搞阶级斗争的创造，把全公社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些爱发牢骚讲怪话的人，编成一个大队，集中住宿，白天劳动，晚上批斗。婶娘很害怕，脸都吓白了。娘安慰她说：“别怕，我们站得直，坐得端，还怕他们把我们老太婆吃掉？”娘和婶娘准备好衣服，就在家等民兵来押送，等到天黑民兵没有来，第2天也没有来。后来听说队长被劳教大队书记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你怎么跟老太婆过不去？你把他们送来是存心要他们的老命吗？”遣送之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心里窝着一股火没处发泄，刚巧我高中毕业来生产队政审，队长便把一腔怒气全撒在我身上。

　　我在各方面都很优秀，成绩是班里前5名，是学校保送的候选人，所以政审特別严格。队长对着政审的老师胡编乱造，把我父母亲说成惯偷，思想落后，反动；把我也说成十恶不赦的人。我的保送自然没了下文。班主任看到我的政审材料很疑惑，特地找我谈话，我才知道政审严重不实。那个时代政审比考分重要，我很焦急，要赶回去找队长论理。班主任安慰我，要我认真复习，迎接高考，由他负责向学校党支部说明真相。娘知道了这事，拍着自己的一双小脚伤心地哭了：“这双脚不仅让自己吃一辈子苦，还害了我儿。”我说这是队长搞的鬼，与你的脚有什么关系？娘说：“怎么没有关系？如果我不裹足，走路轻轻松松，我天天下田跑在前头，队长找不到差疵，也就不会发生这事了。唉，我作孽的脚。”由于班主任做了工作，政审对我的大学录取没有造成影响。4年后我大学毕业，服从分配去了外省工作。我对娘说：“你儿子有钱了，你不用天天扭着小脚下田，该歇歇了。”娘高兴地答应我：“我也该享享儿子的清福了。”

　　其实娘背着我仍天天下田。那时种双季稻，第一季的抢收，第二季的抢种，都在酷暑，每天的气温在36度到40度之间浮动。头上是火辣辣的太阳烤，脚下泡着三十五六度的水，而且田里刚施过基肥，肥气冲鼻。娘和婶娘坚持天天到秧田拔秧，几天下来脚丫子起泡，溃烂，娘仍一拐一拐地下田。一天中午，娘突然昏倒在秧田里。等我接到电报从外地赶回来，娘已经住院第3天了。娘如犯了错误似的，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没事，快好了。让你赶回来，影响你的工作了。”我一直在医院陪了10多天，娘的一双小脚才能下床走路。出院时我一再跟娘说以后不要下田了，国家干部55岁就退休了，娘六十七岁了还下田？娘说那是干部，娘是农民哪有什么退休不退休的，只要有力气就要下田。我说：“娘是为几个工分吗？一个工3角钱，我们不差这点钱。”娘被我逼得无法，才说了实话：“我哪里是为了钱？呆儿子，我不为你，我何苦受罪？”我莫名其妙，愣愣地看着娘。

　　娘解释说：“你忘掉了？考大学那会，我一双小脚，上工迟到，常被队长责怪，弄得你保送不成，连大学几乎上不了。现在你工作了，我寻思娘在家也要表现好一点，多出点工。我再也不能让我一双小脚给你添麻烦，给我儿造成不好的影响了。”

　　娘的一句句话犹如尖刀，一刀刀直戳我的心窝。我高考政审带给娘的自责、歉疚竟这样深，多少年过去，她还耿耿于怀！娘啊，娘啊！娘为了儿子什么都舍得，甚至连老命都不顾！我激动地俯下身，一把抱住娘的一双金莲，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