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甚至有一些遥远。但对我来说，不仅曾经历过私塾教育，而且家里还给私塾借用过。尽管因为时局动荡，时间不长。

      众所周知，教育有公私之分。旧时公办教育机构亦称公塾，有各级地方政府办的如县学、府学，常州工人文化宫内存有县学遗址，市二中即府学堂遗址。中央政府有太学与国子监。公办者，学生食宿全免，一切由政府支出。私塾自然指私办，先生也叫塾师，数千年来其有名者有教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的孔子，有教出张仪、苏秦两位大家的鬼谷子，连“聊斋”的蒲松龄和“难得糊涂”的郑板桥也当过塾师呢。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拉开序幕。时局变化，大江以北的部分有钱人纷纷南逃到江南投亲靠友，躲避战乱。我们所居住的常州西门外吴园，来了位投靠表亲的周先生。周先生曾在我家住过段时间；我的金陵大学毕业的表伯父，也暂居于此；还有位人称赵舅爷的老学究，写得一手好字，家境也不错，住院南。三位穿长衫的文化人，几乎天天在我家门厅的八仙桌上摆龙门阵，边上围起一屋子人，听他们用各自方言海阔天空。

      赵舅爷精通易经，以给人写字顺便算卦为业，他讲的历史故事我们最爱听。他还教我写毛笔字，有时他不在，我就应邻居之求用他教我的符咒写在红纸上，贴在有头疼脑热的孩子额头，据说很见效。

      常州刚解放时，到处敲锣打鼓，满街播放《东方红》《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你是灯塔》等歌曲，周先生让我与另一孩子，一个扮老头，一个扮老太，腰上扎上红绸子，教我们跳秧歌，常常在院门前哄上一大堆人。周先生叫周立权，出生在苏北阜宁的大地主家庭，家里有土围子和家丁。革命浪潮袭来，家里呆不住不说，谋生也成了问题。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先生是不会放下架子去做小买卖的，于是选择了既能温饱又算体面的教书行当。

      民间私塾，大多设在先生家中，大小不拘，随屋而异，并无鲁迅念书的三味书屋那样的庙堂之气。周先生初办私塾之时，是在我家门厅，这儿自上世纪40年代始，一直是大院的“公共场所”。来念书的其他学生皆邻居孩子，大小从六七岁到十三四岁不等。学费同样不等，有一元二元的，再少些也无妨，总之比洋学堂便宜。先生吃供饭，即轮到哪位学生，就到他家吃个便饭；虽说是便饭，至少得有个把炒鸡蛋之类的小荤。因菜比平时好，所以学生们心里总是盼着轮到供饭，只是吃时规矩太大，很拘束，像是到别人家，小佬不许乱伸筷的。而先生的碗上总是堆着满满的菜，童谣中“先生先，要吃豆腐自己搛”，其实先生通常是不要自己搛菜的。

      我儿时正是院子里孩子断档期，成了大院的“独生子女”；我也以院为家，随意进出于各家各户翻箱倒柜，要吃就吃，要拿就拿。周先生更是喜欢抱我，把我举得高高的，还把我抛起，让我兴奋地尖叫着。私塾后来搬到对门赵家，我吵着要去念书，实质是为了跟先生和大哥哥们玩。

      1949年冬，父母拗不过我，终于答应我上私塾了。他们忙于生计也顾不上照料我，何况读书一直是父亲的期望，他的口头禅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那年我6岁，叔父左手搀着我，右手提着香烛和两条云片糕上学去了。从我家走到对门的私塾总共不过十余步，但仪式仍不可省。燃香点烛，我在香与烟的缭绕中给先生磕了头，条糕则分给每个同学几片。记得墙上挂的并不是孔夫子像，而是唐伯虎点秋香工笔画四条屏。大年龄学生读的是《古文观止》之类的字书，我读的是带图的启蒙书，第一课《花》只一个字，特大的“花”字写在书中央。笫二课是《看花》，下来《妹妹看花》《姊姊妹妹都来看花》，每课都有像丰子恺风格的漫画式插图，很吸引人。而后面的《猴子捞月亮》《瞎子背瘸子避火灾》等课文就更好看了。同学中，寿宝、金泉是大孩子，十二三岁。我与有桐等都只六七岁，更多的是8至10岁，加起来有十余人。虽说桌子、凳子由各家凑来，可先生教起来倒特认真。背不出书要打手心的，而且出手很重。仗着先生欢喜我，开始几天有点皮皮沓沓，坐无坐相，居然跪在凳上，冷不丁右脚心挨上一记戒尺，打得我跳将起来。因为从背后打，一点也没思想准备，那铭心刻骨的疼让我从此规矩了许多。写毛笔字用“仿影”，用略带透明的纸复在写有红字的“上大人孔乙己”上。硬笔字则用石板石笔，石板为硬度较高的片岩，与书大小仿佛，石笔是用较软滑石做成，指头那么长一年都用不完。

      私塾上课没课间休息，但可出去方便。为了放松，我们的小便也就多了起来。屋背后有块金奶奶的菜田，田头有两只肥料缸。那就是大伙的厕所了。那块菜地长得特好。看着那些绿油油的瓜瓜豆豆从小苗慢慢长大，爬上高高的架子后，开着黄色、红色的花，甜蜜的香味引来各种蝴蝶和蜜蜂，如能抓到一只，便兴奋异常，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空火柴盒把它关起来，如获至宝，可在上课时偷偷玩。周先生那时刚到而立之年，年轻力壮，对大家又严，我们是断然不敢做出任何恶作剧的举动的。但疯的机会还是有，那就是先生有事外出之际。那一刻，大伙就像玩具总动员中复活的木偶，突然激活了起来，七手八脚，乒乒乓乓，拼桌抽凳，搭台架椅，一刹眼，高台垒好了。于是，最调皮，胆子最大的坐上“龙椅”，像模像样地学着京腔，做起了皇帝；其余人在下面兴奋地喧闹，起哄，敲桌子，拍板凳，平日里的压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

      一个冬日清晨，邻居“舅姆”急急敲门：“狗儿妈，不好了，不好了……”妈妈冲了过去，见周先生已悬梁于邻居家东山头。原来，老家有人带信，说家里要进行土改了，作为家族的长子，他作出了最后的抉择。他身上还是穿着那件袍子，那么干干净净，那么清清爽爽，依然一副先生的样子。

      一年左右的私塾就此终结。来春，我和有桐等去新桥(文亨)小学上称之为春季班的“半年级”，开始了六年的洋学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