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们这些刚刚插队不久的知青收拾行李准备回城过春节时，突然听到高音喇叭里传出了“紧急集合”的通知。队场上，挤满了戴老头帽、裹三角巾的男女老少。老队长神情严肃地向大家传达“上级精神”：“为了进一步斗私批修，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年要求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第一，年三十晚上，各户村民在家认真收听关于忆苦思甜的革命传统教育广播；第二，大年初一照常上工，初一到初五一天也不歇；第三，要移风易俗、破旧立新，过年见面不准说‘恭喜’，应改称‘你好’……”

　　我们几个知青面面相觑，小声嘀咕，说脚长在我们身上，不批假就偷偷回去，过年不回家有啥意思。散会后，我们正要离开，老队长把我们叫到一旁，悄悄告诉我们说：“娃儿们，还是上头对你们关心，不回城过年的知青每人发5元钱补助呢！等过完了初五，你们就到会计那里领钱。” 　　

　　听说有5元钱补助，我们的眼睛顿时一亮，立刻打消了回城过春节的念头。在那挣工分的年头，5元钱足可以换回两个月的口粮啊！有这样的好事，谁舍得放弃呢？　

　　大年初一清晨，在老队长清脆的口哨声和挨家挨户的吆喝下，我们拿着小锹与村民们一起去混比较轻松的工分——挖胡萝卜。大年初二，老队长又特意照顾我们几个知青去观摩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邻近大队的演出。我们欢呼雀跃，借了两辆破自行车，骑了10公里路，去享受这难得的娱乐。依稀记得，当时演出的节目有表演唱《四个老头学“毛选”》、三句半《我为革命种田忙》、快板书《夸夸咱队的新气象》等，内容虽然单调了一些，但气氛却很热烈，演出场地上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观看的社员。大年初三，在我们的软磨硬缠下，老队长格外开恩，提前把补助给了我们，但一再对我们说：“你们过了初五才能回城探亲，不要让我为难。”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你放心吧！”可一回到宿舍，我们便扛起行李，一个个“单兵突围”，溜回城里过“残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