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六位御史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其相位。均遭贬谪,流放边远外县任酒监。 重臣范纯仁要求撤回贬谪六御史的成命,结果自己也遭流放。 下一个倒下去的是东坡的弟弟苏子由,他一直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 在这种情况下,忠厚长者老臣富弼辞职归隐。临走时说了一句铮铮真言,他说:“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小人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他学预言“国家大事若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苏东坡两次上书,均石沉大海。又上第三书。他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 苏东坡的上书和言论,激怒了王安石,当然更得罪了那帮投机分子野心家。王安石身边的那班小人便捏造借口攻击东坡。于是,东坡立遭废黜。按东坡的政绩说,应当居太守之职。神宗也有此意。可是王安石反对,只同意让他当个判官。神宗便任命他“通判杭州”,给他东南第一大都会的美差。按规定,杭州通判也与知州同一级别了。东坡即携一家大小离京去杭州当“通判”去了。这时他的表兄文同也已出守陵州,便千里迢迢寄诗告诫这位表弟说“北客若来休向事,西湖虽好莫吟诗”。表兄是好意,劝他不要再惹祸患。可是苏东坡怎么做得到呢?更大的迫害也正在等着他。 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东坡被调任湖州知州,在到任的谢恩表上,东坡说了几句得罪借变法爬上去的小人的话,其中尤其是说了得罪御史台小人李定和舒亶的话。六月,一个御史在东坡谢恩表中摘出四句,说他蔑视朝廷而弹劾他。舒亶又找了几首东坡的诗附在弹劾表之后,御史李定也跟着上一表。总共四份弹劾奏折,说东坡无礼于朝廷必须斩首。神宗把这个案件交御史台处理,这就交到了舒亶、李定那一帮小人手中,这帮小人便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迫害东坡。李定派了一个干练的亲信去湖州宣布免去苏东坡的官职,押解入京受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东坡自乌台诗案遭诬,是受迫害的第一次。神宗的祖母、仁宗的皇后一向支持苏东坡,这时已在重病之中,临死前对孙儿神宗说:“我记得苏轼兄弟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轼因为写诗正在受审,这都是一些小人跟他作对。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到毛病,就想由他的诗致他于罪。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枉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神宗本来也无意判东坡死罪,于是东坡被贬,谪居黄州。 元丰三年(1080)正月,东坡起身前往黄州。黄州是长江边的一个小镇,在汉口下游60里处。东坡死里逃生,在这里当了一个年头的农夫,过了近五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 元丰七年(1084)三月,神宗亲自写了一道诏书手札,把东坡的谪居地由黄州调到汝州。 熙宁初年,变法刚刚开始,阻力巨大,神宗采取强硬措施黜退反对派,起用新人。以后,改革日益陷入困境,神宗心里充满了矛盾和苦楚,开始考虑起用一些反对新法的官员。司马光、范纯仁、苏东坡兄弟是他常常考虑的人选。可是,已爬上高位的投机分子既得利益者强烈反对,千方百计作梗、阻挠,为了保持大局的稳定,神宗多次作了让步。就这样,元丰三年九月,神宗就想起用苏东坡的事,一直拖到元丰七年。神宗的诏书深情地写道:“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这个诏书是神宗最后一次亲手书写的诏书手札。诏令将东坡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一诏书非常巧妙,不撤销原来的处分,只是多至离京师不远的大城市汝州,以改善东坡的生活。算不得重新起用,既得利益的权臣也不好反对。但皇帝亲自写诏书又意味深长。等于已将皇帝自己对苏轼的眷顾诏示天下,为将来的起用埋下了伏笔。东坡循例上了《谢量移汝州表》,便着手收拾行装,准备离黄赴汝。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