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湖文派的得名，起自光绪初年张之洞《书目答问》。这本目录列举清代古文家文集时，分为“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不立宗派古文家”。这时候，阳湖文派创始人恽敬、张惠言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阳湖文派”不仅它的名称是后人加给的，而且它的创始人也是后人“推选”的，甚至它的成员也是后人“认定”的，“阳湖文派”的作家们，他们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要“开宗立派”，并没有意识到已经“开宗立派”。“阳湖派”的得名，从根本上说，是武进、阳湖籍的一群作家们“自成一队”的创作实绩得到世人的推崇，他们的文学主张得到世人的承认所致。
        作为一个流派，应当有自己的构成形态和艺术创作风格。阳湖文派之所以被公认为一个流派，自然有其自己的构成形态。他们是阳湖、武进的一群文人学士，长辈教小辈，哥哥带弟弟，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却能相互友善、相互倾慕、相互切磋。虽然“聚少散多”，却“意气相投”。是“乡谊亲情"、“志同道合”把他们联结在一起。这是阳湖文派在构成形态上的特色。阳湖派文人相交，同乡之谊是天然纽带。他们的文章中，常常深情地记录了他们交往的情谊。陆继辂《百衲琴谱序》一文就记述了乾隆末年的一次聚会：
      “忆余与丙季(祝百五)定交，在乾隆乙酉之岁。丙季兄子常(祝百十)年二十有七，最长。次张宛邻(琦)，次吴仲甫(廷岳)，次丙季，次庄传永(曾仪)，次丁若士(履恒)，次余及余从子劭文(陆耀遹），尔时识疏志大，挟其一隅之见，几为天下士尽于此矣。久之，子常女兄之婿薛画水(玉堂)来自无锡、宛邻之兄皋文之友恽子居归于都下，而李申耆(兆洛)、吴仲伦(德旋)最后至。此十数人者，其所自期待与所相勖勉，岂尝沾沾求以文辞自见哉!
        己而仲甫溘逝；画水、皋文、申耆先后成进士。留官京师，亦卒不显；子居令浙东，尤见摧抑；其他诸子与余各谋会于四方。于是始有身世寥落、死生离合之感动乎其中，思托于洸洋恣肆，铿锵清越之久，以自抒其郁勃慷慨之气。盖至余及子常之年，诸子皆慨然愿为文人以自慰于没世矣!”
        阳湖派文人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不高，然而他们都有一种刻苦自励的精神，这种精神促使他们敢于以“第一流”相勉励。张惠言在“送恽子居序”一文中写道：“始子居之语于余也，曰：当事事为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尝忘也。”在这篇序言中，先是恽子居勉励张惠言“当事事为第一流”，后半部分是张惠言以“第一流”的标准勉励恽敬做个好官。陆继辂《哭张编修惠言》诗写道：“忆昔逢君日，相期第一流”。(《崇百药文集》卷三)这是他们志同道合共同的精神追求。
        阳湖派文人继承了乡贤唐荆川经世致用的学风，强调躬行、致用、通世务，知治礼，兵农刑法、术数舆地之学无不研习。张惠言之弟张琦于“兵农刑法术数之学皆有论著，而于地理尤精，自言合目则天下悬于掌上，山川险要、道路出入之势历历可画，善宛溪顾氏之学，因自号宛邻。”(《宛邻诗》卷末)。李兆洛则更是著名的“通儒”，他讲求农田水利、盐政、钱法、兵制、方志等经世之务、知识渊博。他是舆地学家，不但精研本国地理，而且对于沿海诸国深有研究。他要求能够“怀未然之虑，怀未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乱得失，以推之时务。”(《养一斋文集》卷二)这是他们共同的处世抱负。
        共同的志趣，使一群年青的阳湖学子成为知交好友。”“志同”连着“道合”。李兆洛曾记述他的好友庄绶甲与阳湖同乡诸子的交往“承师论交，博访孤诣，如张编修皋文，丁大令若士，刘礼部申受，宋大令于庭，董明经晋卿诸子，无不朝夕研咏，上下议论。”(《养一斋文集》卷十二)阳湖派文人常常通过对自己文章的结集、评论，切磋艺术上的得失。如张惠言的《茗柯文编》四编，现存的初编手稿本中，有王灼，吴德旋、董士钖、刘逢禄等人的评语。(《张皋文手写茗柯文稿》、《风雨楼秘笈留真》之六)。
        阳湖诸子中还有相互代笔的。如李兆洛选编《骈体文钞》，这是代表他的文学观的重要选本。他为了揭示《骈体文钞》的宗旨，大包大揽代庄绶甲为自己写了一篇《骈体文钞序》，可见两人知交之深。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