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举着富国强兵的大旗，这使二十岁的神宗皇帝热血沸腾，他力排众议，起用王安石实行新法。
        王安石的新法，在“国计”与“民生”这两端上，重心在“国计”而轻“民生”。新法实行之后，国家收入一度迅速增加，而百姓却不堪重负，加上用非所人，一些贪利求进的地方官，为了个人的升官晋级，严刑重法苛榨百姓，“拆卖屋木以纳税”的惨剧时有发生。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卖妻卖儿，吃树皮草根，监狱里因欠税而被抓的老百姓人满为患。元老重臣纷纷进言，反对变法。
        反对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司马光和王安石当时同样名重士林，品德、学问都是第一流的。变法前，两人的私人关系也很不错，常以诗赋相唱和。变法开始后，就对立起来了，针锋相对了。王安石主张祖宗之法可变；司马光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对于祖宗之法，司马光认为应“存其善而革其弊”（《宋史·马马光传》）。
        王安石主张制定一套新法，以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司马光则主张在基本维持成法的前提下，节俭用度，减省沉费，拯救国家财政危机。
        王安石重在变法理财，富国强兵；司马光重在惩治时弊，安定民心。
        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锋中，王安石是变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则是反对派的代表。反对派的成员多为元老重臣，他们有韩琦、富弼、文彦伯、范镇、欧阳修、范仲淹、范纯仁和王安石的两个弟弟王安礼、王安国等等。连神宗皇帝的祖母、仁宗的皇后曹太后，神宗的母亲、英宗的皇后高太后，神宗的皇后向皇后也都站在反对派一边。神宗支持变法，变法派是当权派。
        这一大批元老重臣以自己数十年治理国家的丰富经验预见并指出新法本身潜藏的许多弊端。但是，神宗皇帝完全忽视了反变法派这些元老重臣中肯的意见，支持变法。于是，这一大批深负社会众望的元老重臣或称病，或引退，或要求补任，以消极的方式抵制变法，神宗皇帝每每接到这样的奏折，也感到心酸，但他变法的决心已定，含着眼泪批准他们离开朝廷。司马光于神宗熙宁三年离朝退居洛阳，十五年绝口不谈国事。闭门著述，完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由于元老重臣纷纷离去，朝廷留下了空缺。一批投机钻营的野心家小人借“拥护变法的梯子”爬上了高位。然而，这些青云直上的小人，颇为人们所鄙视。当时流行一则笑话，说有一天有个人骑着一头毛驴来到百官朝拜皇帝的大殿外面，大模大样地要登堂入室参与朝拜皇上，被卫兵挡住，那人装作惊讶地说：“现在不是有脚的都可以上吗？”这则笑话，讽刺了当时混入变法派队伍、爬上高位的鱼龙混杂、贤者渐去、小人得志的社会现象。因反对变法而罢官已被一般士大夫引为骄傲和光荣。神宗皇帝依靠这些才德浅薄的小人推行新法，必然要产生许多事与愿违的问题，最后导致变法的失败。
        苏东坡的思想深远，本来蕴藏着刷新吏治、改革社会弊病的思想，早在仁宗嘉祐五年（1060）他就写了《进策》、《进论》25篇，嘉祐八年（1063）在凤翔任上又写了《思治论》一文，表现了他要求革新社会的政治理想，指出掩盖在太平景象下的社会危机，猛烈批评“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满怀革新思想的苏东坡，面对王安石新法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面对元老重臣们为反对变法而纷纷离去，而一大批投机分子小人乘机混入变法者的队伍爬上了高位。这些，使东坡义无反顾站到了反对派元老重臣的一边，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安石变法。当神宗皇帝召见、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朗声答道：“……但患求治太平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听了十分震惊，说：“卿这三句话，朕一定仔细想想。”接着，东坡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二月和熙宁四年二月，两次上奏折批评王安石的新法。东坡的文章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而又直言不讳，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注意。
        第一个弹劾王安石的是御史吕晦。他因此而受到革职处分，这是开始排除异己的信号。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