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小说的发展中，常州人是做出了贡献的。他们有的是小说创作家，以优秀的作品丰富了小说的宝库；他们有的是小说理论家、评论家、批评家，以卓越的见解，丰富了小说理论，推动了小说艺术的发展；他们有的被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描写，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形象。
        小说是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闪闪发光的丰富而珍贵的遗产。跟诗歌、散文、戏曲相比，它拥有的读者最多，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最大。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对于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然而，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儒家学者尊奉的是诗歌。他们把诗歌抬到最崇高的地位，称我国为诗的国家，而瞧不起小说。
        汉代以前，小说被看作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艺”，是“小道”，没有经世之用的社会功能。故热衷于建功立业的儒家学者，都不愿意创作小说。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列于九流十家之末。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这里，班固说了两个概念：一是所谓“小说家”，是指搜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民间故事、传说的小官；二是所谓“小说”，是指搜集整理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而非正史、经典或“主流学说”的著作。同时，还指明了先秦、汉代以前的所谓“小说创作就是搜集整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故事。班固关于小说的概念为《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承袭，一直沿用到明代、清代。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宗教故事等等都孕育着小说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这个时期，文学史家称之为小说形成的萌芽期、雏型期，这时期的小说被称为前小说。
        到了南北朝，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儒、释、道三教鼎立，在相互竞争中都得到了发展。士人的思想信仰呈多元状态，自我意识得以表现，许多在政治上或文化领域中有名望的人也写起小说来。小说在文坛上有了自己的地位。
        但是，这个时期的作者还不是“有意为小说”。其作品还只是“粗陈梗概”(鲁迅语)，初具规模，只是大体符合小说的基本条件。鲁迅称之为“古小说”。文学史家把这个时期称为小说创作的童年期，小说作品还不成熟。
        这个时期，齐梁萧氏出了一批文学家。其中萧贲、萧绮、萧绎还是小说家，在小说创作和评论上作出了他们的贡献。萧贲(?一552)，字奂，是萧子良的孙子。他好学有文才，能书善画。他本是湘东王萧绎的法曹参军。大宝三年(552)，湘东王发檄文讨伐候景，他评论萧绎的檄文“如体目朝廷，非关序贼”，湘东王大怒，将其收监，饥饿而死，死后还惨遭戮尸。他撰有《西京杂记》60卷，《辨林》20卷。萧绮，生卒年不详。他将前秦王嘉所著而当时已散佚的《拾遗记》整理成10卷。而明代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胡应麟则认为《拾遗记》就是萧绮所作而托名王嘉。他说：“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笔丛》三十二》。萧绮对《拾遗记》还加以“论赞”，即进行补证、发挥和评价。这可以说是后世“评点”的滥觞了。他写的《拾遗记序》论述了《拾遗记》三个特点：一是“爱广”、“博采”；二是“向奇”举怪；三是“记事存朴”，文笔简古。并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一是“纪其完美”；二是考验真怪；三是“文存靡丽”。萧绮的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文学领域内的进步要求。萧绎(508—554)，即梁元帝，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一生著述颇丰。他是写诗的能手，也是写抒情小赋的行家。《洞冥记》是他的志怪小说集，全书四卷60则，都是写神仙道术及远方怪异之事的。
        唐代，出现了我国小说的第一个高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高峰，就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看，它是文言小说经过长期演变发展的结果。
        唐人写小说已经是“有意为小说”(鲁迅语)，已经有意识地进行虚构和创造，这在小说史上是一次质的飞跃，它标志着小说文体已经形成，小说创作已经成熟。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