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儒释道之争(2) 人文常州

        夷夏之争。道教在东汉末年因黄巾起义失败遭到打击后，经过魏晋以来200多年到南北朝时期，迎来了道教史上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南朝道教，经过葛洪、陆静修、陶弘景的改造，取得上层统治者的支持，跻身社会上层。这时期，道教的教团组织、教仪、教规、经典整理、造作都已初具规模。但比起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则落后了若干年。南朝刘宋历代君主，自文帝以后大都信佛，建寺造像，代所不绝。这与蓬勃发展的道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导致了南朝儒、佛、道的又一次斗争高潮。这次斗争，导火线是顾欢的《夷夏论》。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人，父祖皆为农夫，而顾欢自幼好学，习儒家经典，好黄老之学，通解阴阳书。顾欢《夷夏论》开篇即说明中国自三皇五帝以来，只有周孔儒学和老庄道教，而无佛教。指责佛教出于“夷”俗，与中夏的礼教有高低的不同。他认为道为中华正教，佛为西夷异法。他说：“端委缙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忌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榔葬，中夏之风；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所以，顾欢反对丢弃华夏的礼俗教化去效西戎的夷法，认为堂堂华夏之邦不应“述效”出蛮荒的戎法。他对当时中国人信仰佛教提出了严厉的责难。在论及二教异同时，他认为道优于佛，认为中国只能传播道教，不可传播佛教。他说：“寻圣道虽同，而法有左右……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无生之教赊，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进前。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而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辩也。圣匠无心，方圆有体，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精进。佛迹光大，宜以化佛；道迹密微，利用为己。优劣之分，大略在兹。”(同上)顾欢站在儒家“尊王攘夷”，种族歧视的立场，用刻薄的语言侮辱佛教。故《夷夏论》一出，立即遭到佛僧和佛教徒的强烈反对，纷纷写文章贬斥道教，推崇佛教。南朝宋司徒袁粲，假托道人通公著文反驳顾欢。他指出佛祖诞降在老子之先，并非老子入西域教化后才有佛教。袁粲认为，儒、道二教与佛教有着根本的区别，一为人世，二为出世。道教追求成仙，却难免老死；佛教追求泥洹灭度，却能脱离死生，湛然常存。所以，佛优于道。至于风俗礼仪的不同，袁粲指出：佛教在中国传播，并不强求完全遵行西方风俗：“变本从道，不遵彼俗，俗风自殊，无患其乱。”其他佛教徒也纷纷发表议论，反驳顾欢。据《弘明集》载，有明僧绍的《正二教论》、朱昭之的《难夷夏论》、朱广之的《谘夷夏论》、释惠通的《驳夷夏论》、释僧愍的《戎华论》等等。
    “神灭论”之争。宋文帝元嘉十年释慧琳的《黑白论》发表后，何承天与宗炳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们的论争已超出了因果报应的范围，而涉及到佛教的根本问题——神不灭问题。宗炳，南朝宋著名画家，他写《明佛论》公开打出佛教神不灭的主张。他说：“天地有灵，精神不灭，……神不可灭，所灭者身。”又说：“若资形以造，随形以灭，则以形为本，何妙以言乎!”(《弘明集》卷二宗炳《明佛论》)何承天作《达性论》驳斥宗炳的观点：“生必有死，形毖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神不灭论是佛学的理论基石，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天堂地狱等都是建立在这块基石上的。故神不灭论遭到批驳，佛教徒必然竭力为之辩护。何承天《达性论》一出，颜延之作《释达性论》、僧含作《神不灭论》予以反驳。刘宋的神灭论之争，是齐、梁时代更为激烈的神灭论之争的前奏。
        齐梁时代，佛教益盛。《南史·郭祖琛传》记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与非法养女皆罗纨。其蠹俗份法，抑由于此。”
       齐梁佛教之所以如此泛滥流行，是由于朝廷的提倡。齐竞陵王萧子良常在西邸设斋，大会众僧。大小朝臣闻风而动，纷纷焚香诵经，独有范缜“盛称无佛”。反对“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