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叶的文坛，以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为代表，兴起了一个古文运动。这是一个否定齐梁文学的运动。它提倡古文，反对骈文。所谓“古文”，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韩愈主张恢复西汉、先秦文体，故称“古文运动”。这个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古文家主要是想以此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的正统思想的社会功能．以挽救唐王朝的衰亡。作为这个运动的主帅，韩愈明确主张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古道”，并不只是形式上由偶对改为散行，而首先是恢复“古道”。他申明自己因好古道而好古辞。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志在于古道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韩愈说的“道”，乃是“合仁与义言之"，由尧、舜、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子、孟子代代相传的孔孟之道，儒家之道。韩愈的所谓“道”，大至国家政治，小至交友为人，是与实际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相结合的。
        在韩愈之前，第一个在理论上对骈文，对齐梁文学提出批评，否定骈文、否定齐梁文学的是常州人萧颖士。他自称“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他否定骈文。
        鲁迅说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萧颖士否定魏晋南北朝文学，萧颖士与李华齐名，被誉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唐宋古文对齐梁文学的否定和批判，着重在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个基本问题上。
        首先，古文家把萧纲的“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需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句名言当作诲淫诲盗的总根子给予猛烈的批判和否定。这是罪不当罚，罚过于罪的。
        萧纲的这句名言确实是一条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意见，它集中体现了萧纲及以他为首的齐梁文学家新变派的文学观。齐梁文学家不像汉(及先秦)儒那样强调教化和美刺讽谕，而是侧重于抒发情性和陶冶性灵、赏心悦目等个人品德修养、感情抒发和美感享受方面。
        而且，据《梁书．简文帝纪》记载，当时朝野对长期当太子的萧纲的为人和人品是颇为称颂的，“眷德东朝，声被夷夏，洎乎继统，实有人君之懿。”还称赞他的才能“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还称颂他是博览儒书的儒生。
        其次，古文家批判和否定萧纲的名诗《咏内人昼眠》，这是一首极为典型、极具代表性的诗。古文家把它作为“色情”、“肉欲”的典型予以猛烈的批判和鞭伐。在卫道士眼里，萧纲似乎成了庸俗色情文学的总代表。这种指责是过分的。笔者把这首诗抄录如下，供读者品评和分析研究，“北窗柳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年轻女性的睡态美，这是作者在仔细观察的生活基础上所作的纯客观的感性的。描写，是一幅睡美图。它与色情挑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美是我们的文学宝库中可以有、允许有、而且是应该有的，更何况欣赏者是自已的丈夫，是丈夫欣赏自已年轻妻子的睡美图。把它作为诲淫之作，作为色情文学批判和否定是不客观的。
        第三，古文家把萧纲提倡的宫体诗几乎作为色情文学的代称，加以批判鞭伐。诚然，在宫体诗里看不到有意义的社会生活，看不到对人生的积极追求，这就是陈祚明们所批评的“梁陈之弊，在言意向辞，因辞觅态”(《采菽堂古诗选》卷21)，但也不乏精华，完全否定它，这也是不客观的。
        唐代古文运动直接影响宋代，宋代最负盛名的诗文大家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都是古文大家，推崇韩愈、柳宗元，对明清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中叶出现了一个文学流派，其骨干成员有王慎中、唐荆川、茅坤、归有光，他们主张师法唐宋古文，师法韩、柳、欧、三苏、王、曾八大家。主张由唐宋入秦汉，以致上绍六经，“文章真千古一脉”，这就是唐宋派的文统观。茅坤于同时代人中最佩服唐荆川，继唐荆川《文编》之后，他专取韩、柳、欧、曾、王、三苏文编为《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的提法就由此开始，“八大家”也是他们选定的。孙慎行给予唐荆川以极高的评价，他在序《荆川诗文集》中称：“唐之韩、柳，即汉之司马迁，宋之欧、曾、苏、王，即唐之韩、柳也”，“国朝之先生，即宋之欧、苏、曾、王，唐之韩、柳也”。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