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恽敬、张惠言早年广览百家、博采众长的治学为文的态度和由此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仍然左右着他们的思考，融入到创作之中，因此，他们不可能与桐城派完全一路。而且，恽、张都是有高大志向的人。恽敬要求自己“当事事为第一流”。他在《答方九江》一文中说：“人以恽子居为宋学者非，汉唐之学者亦非。要之男子必有自立之处，不随人作计，如蚊之同声，蝇之同嗜。”怀着这样的志向，自然不愿意附在桐城派骥尾。随着对桐城派了解的增多，对其创作上的不足乃至弊端也看得更加清楚。 恽敬批评桐城派的“义法”说。恽敬认为，“古今之文，越天成越有法度。”（《与舒白香》）他不拘泥于义法规矩。桐城派所讲的“义”，是以程、朱理学为其思想核心的。方苞曾表明自己立身作文的准则和目标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柳之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桐城派以程朱理学为正宗，恽敬对程、朱理有所怀疑，认为康熙间兴盛的宋学，“足以束缚天下之耳目”（《与汤编修书》）。 在文统方面，方苞的“文章在韩、柳之间”代表了桐城派的倾向。而恽敬认为欧阳修文章有偏弱之弊，并说：“学韩文先须分别其不可学者”（《答来卿》）他还后悔自己的文章“太似韩、欧”。显而易见，恽敬与桐城派在文统方面也不一致。 恽敬还尖锐地批评明、清散文派别的弊端，也主要是针对桐城派的。他说： “其最粗者如袁中郎等，乃卑薄派，聪明交游客能之；徐文长等乃琐异派，风狂才子能之；艾千子等乃描摩派，占毕小孺能之；候朝宗、魏叔子进乎此矣，然枪棒气重；归熙甫、汪苕文、方灵皋进乎此矣，然袍袖气重；能捭脱此数家，则掉臂游行，另有蹊径。亦不妨仍落数家，不染习气者，入习气亦不染，即禅宗入魔法也。”（《与舒香白》） “古文，文中之一体耳，而其体至正，不可余，余则光；不可尽，尽则敞；不可为容，为容则体下……盖道严、震川常有意为古文者也。有意为古文，而平生之才与学不能沛然于所为之文之外，则将依附其体而为之；依附其体而为之，则为支；为敞，为体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严之文赡，赡则用力必过，其失也，少支而多敞；震川之文谨，谨则置辞必近，其失也，少敞而多支。而为容之失，二家缓急不同，同出于体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盖雪花、勺庭之失。累于遵严，而锐过之，其疾徵于三苏氏；尧峰之失，毗于震川，而弱过之，其疾徵于欧阳文忠。欧与苏两家所畜有余，故其疾难形；雪苑、勺庭、尧峰所畜不足，故其习易见。噫，可谓难矣！”（《上曹俪笙侍郎书》） 恽敬将明、清散文派别的弊病概括为“枪棒气”和“袍袖气”两类。“枪棒气”指文章“局”而“敞”，“急”而“锐”，失蕴蓄之美。这种弊病起于三苏，形成于王慎中，候朝宗、魏禧尤为突出；“袍袖气”指文章“余”而“支”，“缓”而“弱”，失刚健之风。这种弊病起于欧阳修，形成于归有光，汪婉和桐城派尤为突出。恽敬认为以散文“至正之体”为标准衡量“枪棒气”和“袍袖气”，前者之弊在于“过”，后者之弊在于“不及”。他希望后人创作散文能正确认识古文体式，不沾染“习气”，避免唐宗派的缺点而保持其长处；也可以摆脱唐宗派，“掸臂游行”，另辟蹊径。 恽敬认为，自秦汉文章，至唐宋古文家、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所创作的古文，其文体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已经表现出“自厚趋薄”、“自坚趋瑕”（脆弱）、“自大趋小”的衰退之势。而“为支、为敞、为体下”的种种弊病皆根源于“其薄、其瑕、其小”，所以，欲振兴古文，就应当做到“积之而为厚”、“钦之而为坚”、“充之而为大”（见《上曹俪笙侍郎书》）。恽敬鄙薄南宋以来古文写作中的卑弱碎小文风，在《上举主陈笠帆先生书》中，他说：“自南宋以来，束缚修饰，有死文无生文，有卑文无高文，有碎文无整文，有小文无大文，韩子曰：‘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南宋以后止于水航之尺寸，粗细用心，而不想施手时，致使夷至此也。”恽敬希望，自秦汉文章家沿续至桐城派的端正的文体传统能够得以保持；同时又希望古文创作朝厚、望、大的方向不断开拓。他呼唤大手笔，呼唤“文章家”“尽其才与学以从事焉！”他要求自己亦为此而努力。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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