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敬守道成大业(3) 人文常州

       恽敬的散文，与桐城派一样出于唐宋大家和《史记》、《汉书》。但是其文境、风格均与桐城派不同。吴仲伦说：“子居为文，气必雄厉，力必鼓努，思必精刻，而仆所深好者，柔淡之思，萧束之气，清婉之韵，高山流水之音，此数者皆子界所少。”（《与王守静论大云山房文稿书》）吴仲伦与恽敬同学古文，而吴皈依桐城派。他所“深好”的古文就是桐城派的文章风格。他上述评论，指出了恽敬散文与桐城派散文风格相异，一为雄爽精健，一为柔淡清婉。桐城派从唐宋八大家入手，而取径于归有光，以闲情眇状为姿媚，以纡徐摇曳为神气，得阴柔之美，清顺有余而精彩不足。恽敬治古文，由诸子百家入手，得力于韩非、李斯，属辞瑰伟、声情并茂，得阳刚之美。恽敬不欣赏桐城派文章的风格。他批评方苞“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见《上举主陈笠帆先生书》）。批评刘大魁“识卑且边幅未化”，“论事论人未得其平，论理未得其正”，“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迫，非真洁也”（见《与漕澧南》）。批评姚鼐“才短不敢放言高论”（同上）。当时，张惠言也说学桐城派古文数年以后，意识到“无其道而有其文者，则未有也，故乃退而考之于经”（《文稿自序》）。可见当时不仅恽敬，而且张惠言和阳湖派的古文家心目中都是极为看轻桐城派的。
       恽敬从事文学创作，十分注意文外功夫，“文之外”的涵养，做到“尽其才与学从事焉”。他是“文人”，而首先是学士，精通经史。他创作得力于学术，文章与学向结合，深思博考，内容充实，立意新颖。他的《三代因革论》是其代表作。这是一组论辩之文，由八篇文章组成。第一篇“序论”，申述立论的原由、目的。第八篇结论，总结圣人所以治天下的原则，三代之道的实制裁。第二至第七篇，分别就诸侯、田赋、田制、民力、养兵、差役等社会基本问题加以分析论述。贯穿全篇的基本思想是“合乎人情之所宜”，就是把是否有利于民生作为“三代之道”的实质。这是一组“融通古今，通达治体”的大文。然而，它首先是一组改革的文章。恽敬吸收夏、商、周三代变革这一公羊学的观念，以三代圣贤推行的政治改革为依据，阐明“必须依据时代的变迁而改革”的道理，他以古文形式阐述了带有变革意识的儒家经世思想。他是常州今文经学派骨干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的好友，他在龚自珍、魏源到北京问学于刘逢禄十五年以前就已经运用今文经学的学说阐述了经世变法的主张。这是庄存与转向公羊学的政治目标，标志着常州今文经学的形成。恽敬经世变法的主张，还应当是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的改革主张的先导。
     恽敬的文章，笔力雄劲，文气刚健。刘师培评论恽文的艺术风格为“峻拔”。“峻拔”相对于谨细、柔婉而言，近于奇妙、阳刚之义。曹虹先生评论说：“若从奇与正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峻拔’则是介乎奇正之间的一种风格，即平正而不窳弱，雄奇而不姿肆。”（《阳湖文派研究》第185页）
      恽敬的好友吴仲伦评论说：恽敬“治古文得力于韩非、李斯，与苏旺允相上下，近法家言。”又曰：“先生于阴阳、名、法、儒、墨、道德之书既无所不读，又兼通禅理。”吴仲伦评论说恽敬的散风格，与“苏明允相上下”。“相上下”就是“不相上下”，即风格相近。而恽敬评论苏明允（洵）文章“自兵家、纵横家入”，故其言“纵厉”。那么，恽敬与“苏明允相上下”，就是说恽敬散文的风格特点与苏洵一样是“纵厉”。文如其人，这与恽敬的个性也是一致的。恽敬以诸子百家多姿多彩的风貌作为评论文章风格的基型，并能注意到一个作家兼买两种以上风格基型以形成自己艺术个性的情况。
       在阳湖派文士中，恽敬的艺术个性发挥得最充分，他的艺术风格也体现了阳湖派文人共同的风格。
      《听松庐文钞》说：“恽子居从周秦诸子入而皆得力于史记。夫善学古人者，非徒学其形貌，贵得其神气也。非徒学其文中之辞，贵得其文外之意也。叔子、子居之文，于《史记》未尝貌似，而吾谓其善学《史记》者，谓得其言外之神，法外之意也。”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