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逢禄是常州学派的新一代旗手。他从从舅父（母亲的堂兄）庄述祖手里接过外公庄存与的常州今文经学即常州公羊学说后，全面继承了外公的这个学说，并把它推到了新的高峰。 
        刘逢禄（1776—1829）是刘纶的幼子刘召扬和庄存与的次女庄太恭的儿子。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侍奉乾隆几十年的心腹大臣，在朝中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庄、刘两大家族几代人都做大官。刘纶是大学士，宰相级的；庄存与是内阁学士，“部长级”的。他们都是反和珅的，不愿意和和珅集团同流合污，以庄述祖为代表，庄刘两家在和珅专擅时期便从官场撤退，远离皇朝权力中心，以避免和珅集团的迫害。
        1784年，乾隆六巡江南时举办特科级考试，刘召扬中举，成绩优异。乾隆对他信赖的心腹大臣的子女表现如此出色极为欣赏，准备带他回京，予以任用。然而刘召扬不肯为官。说实话，如果他想做官，早就参加科举考试了，用不着等到皇帝来常州举行特科考试，他将一生的才华贡献于诗歌、经学、数学、医学的研究。因为这个80年代，正是和珅为所欲为之时，刘召扬是刘纶的儿子、庄存与的女婿，刘家和庄家都十分注意远离和珅。所以刘召扬不肯离开常州入仕，跟庄述祖返回常州教书一样是为了避免惹祸。
        刘逢禄从从舅父手中接过外公庄存与的常州今文经学后，闭门读书20年。这一方面是为潜心研究这门学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远离和珅集团，避免惹祸。在这20年中，他完成了公羊学的系列著作。如：《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谷梁废疾申何》、《箴膏肓评》、《左氏春秋考证》、《论语述何》等等，故他的好友李兆洛称他为：“一意志学，洞明经术，穷极义理。凡所著书，不泥守章句，不分别门户，宏而通，密而不缛。”（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引）。
        刘逢禄今文经学主张的中心是孔子的《春秋》。他把《春秋》看作是探求“圣人之旨”的关键。他批评古文经学吴派大家钱大昕的《春秋论》。钱大昕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汉学家。惠栋死后，便是苏州汉学传统的代表。如同外祖父庄存与反对扬州、苏州的汉学传统（古文经学）一样，刘逢禄敢于向汉学巨子挑战。
        钱大昕认为《春秋》只是一部“记述之史”，只是“史学纲目”。《左传》补充了大量资料，使《春秋》更为丰满。因此，他认为《左传》是《春秋》最佳注释。18世纪晚期，朱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使经学史学化，将经典置于史学范围考察、研究，贬低了《春秋》的至尊地位。
        刘逢禄承认《左传》的史学价值。但是，他认为《春秋》是一部经典，《左传》只是一部史书；《春秋》集中体现了孔子治天下的精义，《春秋》的主旨与《左传》对《春秋》的注释存在很大的理论差距。钱大昕只是根据《左传》琐碎记事的分类研究《春秋》。刘逢禄则尊奉《春秋》为经典，批评了钱大昕将《春秋》贬为史书的主张。刘逢禄对钱大昕观点的批评，不仅是他个人不赞成钱大昕的《春秋论》，而且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再现，也反映出经学和史学的对立。今文经学者力图把经典从站在古文经学立场的史学家手中拯救出来。
        刘逢禄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公羊学说才能得孔子真传。他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显示了公羊学乃是有义理、有例证的、自成体系和义法的学说。这部著作把公羊学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乾隆死后，嘉庆皇帝痛恨和珅专权，便即责令他自杀。籍没家产，和珅苦心积虑搜括来的一点家底全被嘉庆皇帝拿去，时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十年（1805），刘逢禄29岁，在他53岁的人生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大半。这个年龄，对于庄、刘两家的前辈来说，很多早已高中进士，在官场上驰骋多年了，然而，他还只是参加乡试，也是因为和珅不倒不入仕途，避免惹祸吧！不过，刘逢禄是成功了。他以公羊学解释经典，使阅卷者大为震惊，也颇为赞赏。刘逢禄不仅考中了举人，还因此事被尊为国士。嘉庆十九年（1814），刘逢禄38岁以优秀的成绩高中进士，任职翰林院、礼部。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