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地铁里穿梭了一天，晚上回到宾馆已疲惫至极。把手机调成静音，倒头就呼呼大睡。次日清晨6点多醒来，发现手机上10来个未接来电，均来自同一个号码。

　　赶紧回拨过去，是清华大学孙复初老先生急切的声音：“沈先生，我们昨天下午的交谈中，有个用词的释义，我没解释清楚……”只为这简单的一个词，这位年已八旬的著名教育家、翻译家，居然彻夜未眠。

　　孙复初上世纪90年代末就双目失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感慨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老双目失明后，也是以惊人的毅力，8年呕心沥血，编完了目前国内最权威的《新英汉科学技术词典》，成为他的“天鹅之歌”。

　　但他却还不甘谢幕，现在依然保持着对教育的关注和思索，请亲友将自己的口述输入电脑发布在网络上，指出当今中国教育的弊端。“口耕不辍”的孙老，曾在媒体发表取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建议，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

　　“这只是尽一个教师的良知。”作为一代师表斯霞的长子，孙复初把母亲的师德理念当作留给自己的最大精神遗产。

　　快乐童年

　　“我的故乡是漕桥。”说起武进漕桥，孙复初充满了骄傲。漕桥孙家是当地望族，诗人余光中，也是孙复初的表亲。

　　“100多年前，祖父在家乡办了振声高等学堂，即现在的漕桥中学。”学校培养出大批精英，“物理学家周培源和数学家赵访熊、赵召熊兄弟都是这里的毕业生。”让孙复初觉得幸运的是，他出生在两个教育世家：母亲斯霞的曾祖父，几乎同时在浙江诸暨创办了百年名校“斯民小学”，当下多位院士和百多位教授皆出于斯。

　　孙复初3岁那年，淞沪战役打响，“不久日本兵占领了上海，随后沿着长江向西，占领了我的老家。”祖父端坐在堂屋中的椅子上坚持不逃，“日本兵闯进来朝我祖父头上开了三枪，身后的墙壁上留下了三个弹洞。”日本飞机轰炸南京时，他们在南师附小的家被炸成一片瓦砾，母亲斯霞悲愤地对孙复初说：“初初，我们没有家了。”从此，父母带着他开始逃难。逃难路上，父母宁愿丢掉一些衣物，也舍不得丢掉那一包带图画的儿童故事书。课外阅读给孙复初创造了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他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都充满了好奇心，遇事总爱问个为什么。   

　　6岁时，母亲带他去了自己任教的川康公路子弟学校就读。经测试，学校安排他直接插班读5年级，因此孙复初的小学只读了两年。“母亲作为小学教师，从不单独给我讲课，也不检查我的作业，但一直督促我要经常给外婆、姑妈、表哥写信。”这样久了，孙复初的文字表达能力不知不觉地就锻炼出来了。

　　父亲孙士熊是我国早期土木水利专家。孙复初9岁时，全家来到父亲所在的贵州赤水河工程局，于是他在赤水读了3年中学。虽然是在战争年代，生活很艰苦，但“回想起来，那时的学习负担并不重，我们有很多时间去做喜欢的事，童年是快乐的。”

　　这些年，孙复初问了好些家长：“你们的孩子快乐吗？”家长们的回答让人吃惊得一致：“孩子不快乐！”这使他深思，现在的孩子吃的穿的以及学习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但为什么孩子们不快乐？他觉得，当下的“教育生态”值得深刻反思。

　　双目失明

　　上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逐渐厌倦政治运动，对知识的渴望如暗流涌动。孙复初教授任主编的《英汉技术词典》编写组就在这时成立了。

　　他们走访了几十个研究所、情报所、设计院和高等院校，同科技人员和教师座谈，了解他们对词典的需要；挑选了50多本、5000多页英文科技书刊，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用手工方式逐字逐词进行调查统计，阅读了数百本英文科技书刊，重点收集其中的固定词组和新词新义。

　　《词典》出版时，恰逢“文革”结束后的“科学春天”，所以迅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当时清华等高校、研究所、情报所、设计院的科技人员，几乎人手一册；我国驻外使领馆、专利局的检索台上，都有这本词典；许多出国留学生，把这本词典装进行李箱，带着它飘洋过海；许多大学毕业生也都是夹着这本词典，走上工作岗位。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