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台激光器后不久，王之江就在《科学通讯》撰文，阐述激光问世的科学意义及其发展前景。这也是我国有关激光的第一篇论文。

　　紧接着，仅用10个月的时间，结构上更为创新的中国第一台激光器，就在王之江领导下诞生了。彼时年方而立的他，俨然成为中国激光事业的开拓者。

　　半个多世纪过去，84岁的王之江院士早已被公认为“中国激光之父”。上海，中山公园旁简陋的茶室一角，老人的“逐光往事”伴着茶香袅袅。

　　有幸成为王大珩的学生

　　“家住前北岸，每天都要穿过教堂和孔庙去上学。”少年郎，背着书包上学放学路上，和玩伴们嬉闹是一天最开心的事。读高中之前，王之江“并不是个用功的孩子”。

　　省常中的三年高中，“才略微咂出些念书的滋味。而老师也格外重视对学生自学能力的训练。”名校名师绝非浪得虚名，这三年，“金品老师的几何、冯毓厚老师的代数、张式之老师的化学……听他们的课，既得到逻辑的训练，更是艺术的享受。”而英文教材的大量使用，更让王之江终身受益。王之江提及的那几位老师，后来都相续调往省内几所高校成为知名教授。

　　名师出高徒。王之江所在的1948届省常中仅3个毕业班，后来竟出了4位院士——除了王之江，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病毒基因学家侯云德，中国工程院院士、光学家薛鸣球，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周叔莲。

　　1948年高中毕业后，王之江考取了无锡江南大学，这是无锡富商荣德生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在那学了一年，发现自己对化学并没有多大兴趣。”翌年，王之江远赴东北，去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求学。那一年，他与我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王大珩结缘，成为王大珩创办的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的第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后来大都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物理技术骨干。

　　在大连大学，王之江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治学立场。有一次，担任助教的何泽庆老师（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的胞弟）在上辅导课时，给同学们发张白纸，让大家写出自己的读书、学习方法。何老师解释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做学问成功的不二法门。”王之江深受启发，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特别强调“学、然后知不足”，不断改进、更新学习和工作方法。他至今仍为何老师后来跌宕的命运唏嘘不已：1957年，何老师在报章发表了《论思想僵化的形成》一文，“反对不按事物发展的本质去思考而是按固有的定式去思考”，从此一生就被这篇文章断送了。

　　王之江说：“最高明的老师就是让你学会方法。”他至今认为“何老师的独立思考态度影响我一生。”

　　领衔研制中国第一台激光器

　　作为王大珩的第一批“种子选手”，1952年就提前毕业的王之江随王大珩来到了长春，参与创办中科院仪器馆（“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所”前身）。长春光机所，后来被人戏称为“中国四大‘光机所’和‘光电所’的‘祖父’。”

　　创业的头几年，长春仪器馆在中科院系统并不显得有多出色。一直到1958年，他们在国内率先研制出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8种具有代表性的精密仪器和一系列新品种光学玻璃（通称“八大件、一个汤”），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光学精密仪器和熔炼光学玻璃的历史。

　　也就在“八大件”问世的这一年，王之江率先在国内开办了“光学仪器设计”培训班，连续办了两年，共培训了200多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国内这个领域的拔尖人物，几乎全都出自王之江门下。后来被赞誉为“知识分子优秀代表”的蒋筑英，其时正投在王大珩门下攻读研究生，因王大珩事务繁多，蒋筑英更多时间是被师兄王之江带着。

　　“光学设计，是现代光学仪器的灵魂。”现代光学仪器的研发，离不开成熟的光学设计思想与精细加工技术，王之江第一个打开了国人在这个领域的视界。他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光学设计理论基础》一书，就已经形成了全新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国光学设计理论的基石。他在光学设计方面，不仅发展了象差理论和象质评价理论，还完成了大批光学系统设计。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