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普通市民家庭很少有自来水，八角井地段百十户人家同饮一口井，井边自然多轶事。

      这远近闻名的八角井井台，一到中午或黄昏，可热闹了。洗菜、淘米、汰被头。张家长、李家短，刘家娶了个给婆婆修指甲的好媳妇，俨然成了社区的新闻发布平台。井台后的夹弄里，朱家大爷不幸患上老年痴呆症，有时把钥匙丢在床上或出门不上锁，腊梅、巧娣，还有位朱姓小伙子都是替补“守门员”。偶尔，井台上有个三长两短，也是众人相帮出力的时刻。我就遇上过。有一回，邻居陈师母急溜溜上门叫我，“李老师，不好了。你家强强扒在井栏圈上照井呢。”我二话不说，直奔井台拧着小耳朵回家，并顺手拿了块搓板放地上，罚他跪在毛主席像下，向老人家请罪。4岁的儿子不敢违拗，可一眨眼又慢吞吞走了出来哭诉：“毛爷爷不讲话，也不理睬我。”我生气又好笑，算我做了回蠢事，但还装出若有其事的样子：“好吧，看毛爷爷的面子，这回饶了你。”

      无独有偶。大光明电影院职工齐惠英家3岁的小胖子，不久步了我儿子的后尘。那天，小胖子陪惠英井边洗菜，一不当心，小胖子也自说自话趴到井栏圈上照镜子了。头一伸，手一滑摔了下去。井上的大娘大婶全都慌了神，喊呀、叫呀，蕙英更是急得双脚跳。但见皮革厂青工小朱鞋一脱，欲下井施救。可小朱肩宽，井口小，施展不开身手。小朱的朋友小周说，我人小，肩胛细，试一试。他本已一把抓住小胖子，不料井壁泥苔重，却欲上不能。刘师母急匆匆地觅来一根粗草绳，一拉，断了。这让井栏边十多人急得围在一起团团转，倒是五大三粗的二纺机高阿炳师傅心细，扛来自家长竹梯，直插井中。从此，大家约定，今后再不准小佬上井台。

      那年代文化娱乐活动甚为贫乏，因而天皇堂弄西口的连环画书摊一直很红火，周边小学生是常客。书摊老板为多赚钱，常把稍厚一点的书分拆为两三本。

      夏日晚上，井栏圈场上是孩子们的精神家园。大丰农场知青陈国联，在农场导演过《白毛女》，还一人演大春、杨白劳二个角色。他讲的《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故事一炮打响，后来又改编小说《红岩》为评话，并将歌曲《绣红旗》穿插其中，自演自唱，惟妙惟肖。故事会创新的表演手法，让中小学生大开眼界。

      我心生羡慕，遂想另辟蹊径，来个革命歌曲大家唱。先示范了《北京的金山上》，再教唱《洗衣歌》《歌唱二小放牛郎》。第三天，黔驴技穷的我犯愁了，连五线谱都不识，拿什么歌再教学生们呢？思来想去，也只能驾轻就熟教唱语录歌了。晚上，我放开喉咙高声领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谁知刚起头唱了两句，就有同学不耐烦了，“李老师，别唱了，你这几天教唱的歌，我们学校老师早就教过，我们都会唱。”这位同学的话，犹如一枚锐利的针尖，一下戳破了我满怀信心的热气球。出师未捷身先死，令我伤透脑筋又难过好久。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看到有人装电视机，我心里也痒痒的。对于电器一窍不通的我，到无锡电视机厂买来次品外壳，托赤脚医生陶听兴从苏州捎回显像管，又三天两头到常州二电仪、电器元件商店淘线路板、二极管、三极管、螺丝、螺帽……这七拼八凑的9英寸黑白电视机，历时两个月终于大功告成。那时，在八角井地段，就我家有这时髦货。左邻右舍，大人小佬，全都挤在我家窗台前凑热闹。可是，好景不长，不满一月就来了毛病，有声音、没图像，有图像、没声音，有时用手敲一敲，好了；有时敲来敲去还是瞎子哑子。再托人修，不两天又坏了，时髦货一下成了“大兴货”。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居住了23年的八角井老屋，随着城市改造灰飞烟灭了。举手长劳劳，临别情依依。在八角井度过的岁月，正值我人生的盛年，挥泪一别，却长留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