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前后，农村经济正处在复苏阶段。是年夏种结束之初，我接到了武进县横林公社党委一位副书记的电话，告诉我该公社河坂滩大队水稻田间管理取得了经验，是一条有报道价值的新闻线索。我时任常州日报农业口记者，放下电话立即骑着改装而成的“永久牌”自行车赶去横林。

      公社党委将于当晚召开田间管理讨论会，邀我与会采访。他们还顺便告诉我一个题外“新闻”：崔桥某村一位生产队长，是捕捉“作沫黄鳝”的能手，一个黄昏从田边地头走到开会地点，能摸得大半鱼篓黄鳝，会议开完，大家顺便“修修五脏庙”——吃一餐“赛人参”的红煨小暑黄鳝半夜餐。

      我怀着记者特有的“猎奇”心态，跟着那位队长现场查看。他凭着一支大电筒，看到田埂边上有一团“沫头”——黄鳝产卵孵苗的特征，便弯腰下去用三个指头下水将黄鳝钳将上来，随手往篓子里塞。不到半小时，边走边捉，大半篓子的黄鳝就到手了。正巧开会的大队办公室隔壁就是大队长的家，锅灶碗筷、柴火作料一一齐备；另外又采了十几条老黄瓜，外加烧一锅冬瓜汤，一大锅白米饭。会议结束，十来个人每人随身摸出一个“手榴弹”——二两装老白干，三下五除二地大快朵颐一番，一会儿便风卷残云地嚼了个底盆朝天。酒足饭饱之后旁人各自打道回府，我则在大队干部的值班床上呼呼大睡。

      为什么安排在夜里开会？名义上是大队干部白天要下田劳动，骨子里是遮人耳目，变着法子偷偷摸摸地吃一顿。这是那个时代农村干部吃喝风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