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常州东门外大运河水运繁忙，两岸烟囱林立的景象。

我在上大学时曾经选修中国城市发展史课程。古代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水源是影响城市形成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源是城市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古代的水源主要来自于地表水。缺乏水源的地方，城市难以兴起，也无法延续发展。常州作为江南水乡，河网密布，水系发达，并且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江南运河。历史文化名城常州，正是依河而生，因河而兴，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走向繁荣，成长为大运河沿线的一颗璀璨明珠。常州早期的许多商业、手工业、近代工业，沿着运河星罗棋布，异彩纷呈，得益于舟楫运输之利。

我的老家在常州东门外京杭大运河畔的徐窑村。儿时在运河边，看帆樯蔽日、舟楫云集，听轮船笛鸣嘟嘟、艄公号子声声，稚嫩的心底留下些许雪泥鸿爪，任凭岁月悠悠，时光流淌，始终难以磨灭，未能相忘。明代初年，这里已经十分繁荣，沿运河建有十里长窑，烧制砖瓦，形成窑主窑工定居村落，因为村民以徐姓为主，故名徐窑村。新中国成立之初，老家附近运河两岸就有不少工厂。上溯至水门桥，有大成二厂、大成三厂，以及利生、裕民、华昌布（染织）厂；下游有常州制药厂、大明纱厂、戚墅堰电厂、戚墅堰铁路工厂等，其中不乏全国、全省知名企业。戚墅堰电厂为火力发电厂，生产中需要大量的煤炭和冷却水，之后又形成大量煤渣，使用运河之水和通过水运之利，可以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运河便利了工厂发展，工业为村民提供了就业。那时，我姑父和村里一些人在戚墅堰铁路工厂务工，我姑姑和隔壁一位阿姨则是大成三厂纺织女工。本来在家门口还有一家染织厂，叫大东布厂。从村口沿马路向西，是一家种植各种蔬菜的国营农场，用竹篱笆围着。再向西，是一片很大的空地，有结实的水泥地坪，破损处有杂草长出，地坪周围残存着一些高低不一、看得出是断裂的钢筋水泥柱子，我会爬上去玩。村里老人告诉我，这里就是大东布厂，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把工厂炸毁了。我只看到这个工厂遗迹，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告诉我，成了儿时的一个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负责总纂首部《常州市志》，虽然十分留意，却没有发现关于大东布厂的详尽记载，而当时常州市棉织三厂在编修厂志时对此作出了记载，竟也遗憾地与我失之交臂。直到赵德明先生在2018年7月22日《常州日报》发表《大东棉织印染厂蒙难记》，方才揭开了我心中的谜底。顺便说明，有关大东布厂的准确位置，棉织三厂志的记述并被赵德明先生所采纳，称“即常州钢铁厂现址”，看来有误，本人幼年亲历以及《常州钢铁厂志》所述均可证实，这里不再展开。

故乡的运河也方便了客运。那几年每逢春节，我们全家都会到武进遥观的塘桥街镇小住几天。我们先得坐车到水门桥，在桥边的轮船码头搭乘客船，船到塘桥上岸再步行一段就成。妈妈当年在上海工作时，有一位亲如姐妹的闺密，就住在这里。我们住在她家。这是以木结构为主的房子，房间很多。新春佳节，街上连续几天都搭台表演民间艺术，除了开场锣鼓鞭炮热火朝天，还有京剧、锡剧、沪剧、黄梅戏、木偶戏、常州道情说唱，舞龙灯、舞狮子、荡湖船、打腰鼓、骑独轮车、踩高跷，等等。活动丰富多彩，内容喜庆欢乐。

工业的发展、集镇的聚集，带来了商机。爸爸妈妈常常半夜起早摸黑把鲜嫩葱郁的各色蔬菜从地里起出，再像插花一样精心整理，一把把、一圈圈、一层层，齐刷刷地摆放在苗篮里。天刚蒙蒙亮，爸爸就挑着菜，沿着大运河边的马路走上几里地，去大明纱厂南洋街或者戚墅堰运河边的煤屎滩（今机厂街）集市摆摊叫卖。运气好的话，爸爸会给我们买回来或大饼、或油条、或鸡蛋糕，虽然难得，但那个香啊，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口水直涌。那时候想，等我赚钱了，非得尽情地买、吃他个够不可！可是后来有条件放开吃，却再也吃不出那时的味道了。

大运河不仅恩泽于常州工商业和交通业，自古以来还源源不断造福于故乡的农田灌溉。儿时，我们徐窑村在运河边上建有两座电力戽水站，谓之马达。西马达在村口（至今仍然是村口，有公交7路、63路徐窑站及“徐窑村”标志），东马达在村东南（今常宝钢管有限公司西南角河边）。戽水站汲取运河之水，抽入高耸的蓄水池，再通过涵管穿越常戚路（今延陵东路），注入路边长长的水渠。晶亮晶亮的水，在渠中汩汩奔流，滋润着附近一些农庄的田野，为互助组或者单干的一家一户带来丰收的喜悦。到了秋收季节，电力戽水站就改行成了碾米作坊，农家挑来一箩筐一箩筐金黄金黄的稻谷，倒入像漏斗一样的口子，在马达轰鸣声中，吐出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我问爸爸，家里还有一些稻谷为什么不碾成米？他说，那是用来交公粮的。我虽然不懂“公粮”的意思，但知道那是按规定必须做的。

大运河是我的母亲河，运河之水流淌在我的生命之中。儿时，村里曾经安排我父亲管理东马达，因为父母田头事都忙不过来，就把24小时看管东马达的任务交由我奶奶负责，一并把3岁左右的我，也交给了奶奶。于是，我随奶奶离开家，住进运河岸边的戽水站房，喝运河水，用运河水，吃运河水滋养出来的米饭菜肴。每天，奶奶蹲在运河边淘米、洗菜，用棒头在石板上捶洗衣被，提水做饭、烧水。雨水季节，爸爸和伯伯在河边张网扳鱼，我们就会有鲜美的鱼啊虾啊来下饭。有一次，我去西马达马路边溜达，忽见一条大鱼从高高的水池中一跃而起，落在路边活蹦乱跳。我立马扑上去，死死捺住，把它抱起。路边正在架设电线的几个大人走来，嘻皮笑脸地咋呼：“小孩子，这是我们养在里面的啊！”我似信非信，却不情愿交出来，转身拔腿就往家里跑，心里砰砰直跳，担心他们追来。有人把我“顶住压力”捡鱼的经过告诉了奶奶，奶奶高兴地夸奖：“咱们的宝宝真厉害！”父母亲在运河岸坡种了南瓜，我看着出苗、长藤、开花、结果，偶尔也采摘成熟的南瓜回来。奶奶用南瓜炒菜，或者放饭锅里、蒸笼里蒸着吃。记得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岸坡上一些成熟的南瓜被暴雨冲进运河，父母亲和哥哥、姐姐穿戴斗笠蓑衣，手持长长的竹竿，在雨点密布、水流湍急、飘浮着杂物的河面打捞。我戴着斗笠，站在倾盆大雨中看热闹，浑身淋得像落汤鸡却全无察觉。

在东马达运河边的那些日子里，我尚属似懂非懂的幼儿，正是爱玩爱热闹的时候，但河边的生活有些单调，年年重复着一样的四季歌：春天，看岸边野花嫩草；夏日，看河中潮涨潮落；秋天，看田间稻谷低垂；冬天，看门前雪花飘飘。有时我晚上不肯睡觉，奶奶轻轻拍打着我的背，骗我说：“听听，运河里有大轮船过来，上头全是红眼睛绿眉毛的外国人，会把不听话的小孩子捉了去的！”我想象着狗强盗在大东布厂烧杀轰炸的恐怖场景，乖乖进入梦乡。记得暑热天，奶奶为我洗过澡，把光溜溜的我放在河边床板上乘凉。陌生的纤夫走过，经常停下脚步，逗着我玩，我却总是怕怕的。我很少见到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也几乎没有玩伴，整日孤单、冷清，由此养成沉默寡言并有压抑感的内向性格，长大许多年后才逐步矫正过来。

离开东马达是一个偶然事件造成的。那天，一帮比我大的孩子进来玩，刚好奶奶不在。他们旁若无人，在机房里爬上爬下，把各种电闸扳来扳去，特别是有个机器上的扳手，我平时见爸爸总是把它放在固定位置上的。这群孩子玩够就离开了。过了不久，爸爸带着几个人来，准备开动机器，我连忙使劲拉着他的衣角，想让他看看那个扳手。他压根儿没有理会到我，径直把电源闸推上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呼”的一声，马达里升腾出一团烈火，足有一人之高，机器就趴窝了！因为这个失误，爸爸用一年多看管东马达的补贴作出赔偿，并且被解雇了。我因祸得福回到家里，见到铺了一地等待晾干、显然是刚刚收获并剥好的葵花籽。我进门的第一句是：“你们欺负我瓜秋头（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引得全家哄堂大笑。此话是奶奶一路上迈着三寸金莲，反复教我说的。后来，村里有小伙伴胡说是我爸爸“破坏”了马达。至于马达起火的原因，到底是否那个扳手错位，我不得而知，直到1990年10月我爸去世也未问及。

（徐瑞清：《大运河畔的童年印记》，原载《常州日报》2020年10月11日第A2版（文笔塔•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