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创立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其标志是张惠言、张琦兄弟合编《词选》。时张氏兄弟在安徽歙县金榜家族馆任教。金氏诸生金应城、金应圭等爱好填词，张氏兄弟编《词选》二卷作为教材和范本，由金应圭校刻成书，张琦在道光二年(1822年)重刻《词选》序言中记述了上述情况：嘉庆二年，余与先兄皋文先生。同馆歙县金氏，金氏诸生爱好填词。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堕，宦不关，门户卒迷。乃与吾校录唐宋词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为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而歙人郑君善长复录同人词九家为一卷，附刊于后，版存于歙。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无以应之，乃校而重刊焉。
        张惠言推许的同时代常州籍词人有阳湖、武进的黄景仁、钱季重、陆继辂、左辅、李兆洛、恽敬及丁履恒七人。张氏《词选》收录唐词三家20首、五代词八家26首、宋词三十三家70首，共计四十四家116首。惠言弟子、歙县郑善长又增选十二家63首，称《九家词选》一卷附刊于《词选》之后。所谓九家，张氏兄弟加上上述常州友人七人。
        开派之初，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应当为上述12人。后张氏兄弟传其学于董士锡。董士锡是张惠言的外甥，又是他的女婿。董士锡把所学传给儿子董毅。董氏父子发扬光大了张氏词学。尤其意义重大的是董士锡把张氏词学传给了宜兴周济(字止庵)。词界历来称颂“二张引其端，而止庵拓其境”(著名词论家龙榆生语)。周济发展了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常州词派遂愈为世所崇尚。常州词派，至周济而在词坛站稳脚跟，展开旗帜，与浙西派相抗衡，直至今日，还有不少学者、词家宣称自己为“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以其词学理论著称于世，开山祖是张惠言。他在《词选序》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词学主张。这是一篇纲领性的词学论文。《词学集成》卷一评论说，张惠言词论“高出流辈，发前人所未发”；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评论说“张氏(惠言)《词选》，可称精当，识见之超，有过竹诧十倍者，古今选本，以此为最"。竹诧是朱彝尊的号。他创立的浙西词派在康熙、雍正年间曾领袖词坛，直到乾隆、嘉庆时期还颇有影响。浙西词派的宗旨是标举醇雅，推宗南宋姜夔、张炎。浙西派是伴随着“康乾盛世"而风靡词坛的。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国势由盛转衰，社会动荡不宁，忧患意识笼罩四野。浙西派“歌咏太平"的醇雅词风衰颓，流弊日渐暴露。金应圭在《词选后序》中说：“近世为词，厥有三蔽：……揣摩沐第，污秽中，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未，分言析字，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金“序”历数当时词家之失，指出上述“三蔽"，是使词风颓废，词格自卑。这是浙西派后期词论家力纠其弊而无法改变的。因此，“塞其下流，导其渊源”的常州词派应运而生了。
        常州派词论，推尊词体，上比风骚，以比兴寄托为作词与说词的方法，主张“意内言外"，以深美宏约为准。既开途径，又标宗旨，奠定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金应圭于《词选后序》中归纳为“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三个要点。清末张尔田在《疆村遗书·序》中评论说：“张氏皋文起，原清人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国风》十五导其归，《离骚》二五表其洁，剪摘孔翠，澡渝性灵，崇比兴，区正变，而后倚声者人知尊体。”
        尊词体是张惠言词论的出发点。词，历来被视为“小道”、“卑体”、“小技”，连明末清初云间派大词人陈子龙都未能免俗。后阳羡派大词人陈维崧等力求提高词旨，推崇苏、辛，但响应者寥寥，影响不大。康熙、乾隆年间，浙西派领袖词坛，其末流却堕于“淫词”、“鄙词”、“游词”，词的意格不高。张惠言力求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词选·序》就是从论述词的本质特征入手，提高词的意格。
       “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张惠言肯定词起源于唐，它是继承乐府的合乐传统而又自成音乐格式的一种新的文体。接着着重阐述了尊词体和崇比兴两个观点。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