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浅论(2) 人文常州

      《周易·乐辞上传》有：“词者，意内而言外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用此以释语词。张惠言引用此语，当然并不是为了界定词的概念，而是用以诠释词的本质特征，移用来作为词体之词的定义。这说明他对词义内蕴的高度重视。张惠言从“意内言外"、从词意界说词体，将追求词的内在意蕴放在首位，突出了词的表意性和思想内容，从尊词意而尊词体。谢章铤在《与黄子寿论词书》中就点清了这层含义：“若意内言外之说，则词家借敷假古义以自贵其体也。”
       陆继辂在《治秋馆词序》谈到他学词的困惑及张惠言对他的教诲和启迪：“仆年二十有一始学为词，则取乡先生之词读之，迦陵《弹指》，世所称学苏、辛者也；程村、《蓉渡》，世所称学秦、柳者也。已而读苏、辛之词，则殊不然；已而读秦、柳之词，又殊不然。心疑之，以质先友张皋文。皋文曰：‘善哉，子之疑也。虽然，词故无所为苏、辛、秦、柳也，自分苏、辛、秦、柳为界，而词乃衰。且子学诗之日久矣，唐之诗人，四杰为一家，元白为一家，张、王为一家，此气格之偶相似者也，家始大于高、岑，而高、岑不相似；益大于李、杜，而李、杜不相似。子亦务求其意而已矣。许氏云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凡文辞皆然，而词尤有然者。’”
       张惠言不从气格、声调、技巧，或风格、流派方面去评赏前人的创作，而将释义作为评赏的原则，“务求其意”。从而在诗、词的创作论和批评论两个方面均体现甚重“意”的倾向和原则。这不仅对于克服和纠正词创作轻视思想内蕴和批评方面流于琐碎微末的流弊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张惠言把词的意格提高到诗的地位而把词体提高到诗体的地位。张惠言以儒家诗教正统理论基石，提出对词的思想内容的要求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腓不能自言之情”，即寒士阶层的所谓“感士不遇"、“忠爱之忱”的政治性情感等。张惠言还以诗、词同源来推尊词体，要求风雅之士将词体“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之”，登上正统文学的大雅之堂。关于诗、词同源的命题，浙西派词论家已有论证，但多偏于形式方面立论，都不是探本之论。张惠言则力求证实词与《风》、《骚》，在文学精神上的血缘关系，所谓“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强调词应当继承诗歌讽谕美刺的传统。他论诗、文，重视“意在法先”(《送钱鲁斯·序》)，其论词重意，正是他政治教化的文学功能的具体反映，是他的学术和文学思想的具体反映。
        张惠言是在常州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其经世意识和政治意识都比较强烈。张惠言期望克除社会积弊，达到“民富国强”。他对于文人埋首书卷，不问世事，或专意繁琐考据而迷失大义的积习不满，要求学问与世用相结合。他在《毕训咸咏史诗·序》中说：“古之为学，非博其闻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为文，非华其言而已，必有所行之。”张惠言论词重“意”，正是他上述处世态度的反映，其目的是为了增强词的思想内容，发挥词的政治教化的功能，以尊词意而尊词体。
        崇比兴，是指通过以此喻彼、托物起兴的艺术手法表达作品的意蕴内涵。“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张惠言《词选·序》中这几句话是说词在艺术手法上的特征接近《诗》、《骚》。张惠言“崇比兴”是提倡词的创作要运用《诗》、《骚》那样的艺术手法，以及通过这种艺术手法表述特定的思想内容，基于对词的这两方面功能的肯定以推尊词体。以比兴寄托论词，并非自张惠言始。清初大词人纳兰性德，就曾说过：“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浙西派创始人朱彝尊也提倡：“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张惠言的功绩是把运用比兴寄托作为词的创作和批评的根本原则，从而树起一面独具特色的理论旗帜。
        区正变，张惠言区分唐宋词正变，认为唐宋词是“正声”，以温庭筠为最高，《词选》选录其词18首，称其言“澡丽宏美”。五代之际，“君臣为谑，竟变新调”，他认为是“词之杂流”，属于“变调”。宋代词作极盛，以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等八家为“渊渊乎文有其质”，堪称“通脱之言”；至于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四家，则“各引一端”。柳、黄以侧艳俚俗见称，可谓“荡而不反”；刘过不脱粗豪陋习，乃是“傲而不理”，吴文英词“枝而不物”。这四家之词，《词选》一概不录。张惠言认为，宋亡以后，“正声”已经失落，而元末更是毁坏了词的“规矩”。五百年来，尽管词家众多，然词风各异，互有繁变，可以说是“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了。周济则标举周邦彦、吴文英、辛弃疾、王沂孙四家词，力贬姜夔、张炎的一味清空。至此，常州词派以师古和崇尚质实为前提的艺术创作规范已正式确立。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