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浅论(3) 人文常州

        周济(1781—1839)，字保绪，又字介存，号未斋，又号止庵。荆溪(今宜兴)人。周济是常州派词论的扛鼎之人。他充实、完善、修正和发展了张惠言的词论，完成了常州派词学理论从框架到系统的演进过程，提高了常州词派的理论水平，为常州词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在尊词体方面，他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写国家兴衰的重大题材，充实意蕴，提高词意，从尊词意而尊词体，使词能“独树一帜”，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能与诗有同样的地位。周济认为，词的创作应当发感慨，写真情，抒发身世之感及家国之恨。词家应当把描写、反映这类的内容和意识摆在首位，从而能够像“诗有史”一样，做到“词亦有史”，以摆脱“诗之余”的地位，成为与诗、赋并起并坐的独立的文学体裁而“自树一帜”。“诗有史”源于对杜甫诗的评价。周济要求词人关心国家的安危盛衰，民众的饥寒困苦，面对混浊的世道和昏暗的统治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高亮的节操。他认为词篇应当溶铸这些思考、感慨、情操，以记载时代兴衰变化的真实图景和历史进程，成为“后人论世之资”。清末四大家之一王鹏运身历庚子之变，目睹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乱，写下《庚子秋词》，世称“词史”，就是一例。
        二、在崇比兴方面，周济提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命题，丰富和发展了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是周济词论中最富有理论色彩的一命题。词“有寄托”是指词人将自己内心的思绪、感慨，通过对“一物一事”的刻划摹状，具体而细致地表现出来，做到“触类多通”、“假类毕达”、“表里相宜”、“斐然成章”，达到意物相称的精美之境。“无寄托”之词是要求词人特定的寄托转化成为具有广泛涵盖性和包容性的意念，并将其包涵在丰厚、饱满，经得起多种角度观赏的艺术形象之中。这是比第一种境界更高的境界。它已经不是词人故意要将自己的寄托通过“一物一事”刻划摹状填塞到词里去，而是“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而万感横集”(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深浅皆宜，达到无所不遂的高妙境界。其词篇虽然没有“有寄托”境界的专门的寄托可言，但是作品中的内涵则更加丰满、深邃，而且是更具有启发性，更耐人寻味。从“有寄托”到“无寄托”境界，是词人的识见学养的艺术造诣达到出神入化的标志，也是词人的识见学养和艺术造诣达到出神入化的结果。
       三、在“区正变”、建词统方面。张惠言论词向往“正声”，周济对“正声”的理解则不像张惠言那么严格，而且以为“变”乃“正声之次”(《词辩·序》)，也摭取。他编选《词辩》、《宋四家词选》已消泯了“正”、“变”的界限，摆脱了传统的“正”、“变”观念的影响。因而，与张惠言《词选》相比，它选词范围广泛，入选词的数量增加，而且能注意到风格的多样性。
       在词统方面，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明确提出“问途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返清真(周邦彦)之浑化”的词统，引导学词者循序渐进，以达高境。周济建立的词统，也是一条从“有寄托”到“无寄托”的学词途径。具体步骤是：第一步“问途碧山”，王沂孙是学词的入门之师。周济认为王沂孙“声容调度，一一可循”，“词以思，笔为入门阶陛，碧山思，笔可为双绝”(《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第二步，“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学习吴文英、辛弃疾，取南宋、北宋词之长处。他说：“稼轩由北开南，梦窗由南追北，是词家转境”。第三步“返清真浑化"，学周邦彦，以进入周邦彦的自然浑厚的境界。
       周济建立的词统，以王、吴、辛、周四家为宋词领袖。他说：“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钦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想壮彩，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立秾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他认为王沂孙“言近旨远”；吴文英富于想象，“立意高，取经远”(《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辛弃疾“悲凉”、“高调”、“郁勃”、“情深”(《介存斋论词杂著》)；周邦彦“集大成”，犹如诗中杜甫。周济立词统，以这四家为宋词领袖，从艺术风格看，他既不偏主婉约，也不纵任豪放，而是柔厚相济，婉健协冷，以浑化、老辣之境为词的艺术理想。周济不满浙西派宗尚姜、张：“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终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后人不能细研词中曲折深浅之故，群聚而和之，并为一谈，亦固其所也。”(《介存斋论词杂著》)他否定浙西派以姜、张为宗主的词学支柱。周济《词辩》正变两部分中均有南、北宋词人的作品，《宋四家词选》以周、辛、王、吴四家统领宋词，不分南宋、北宋，这是对浙西派偏见的纠正。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