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乾隆年间的常州学子，多为经学家，同时也是骈文家。著名的清代八大骈文家有三个半是常州人（中间一个常熟人长期定居常州，算“半”个常州人），而八大骈文家最负盛名的洪亮吉、孙星衍均为常州人。赫赫有名的常州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庄存与的开山之作《春秋正辞》就是用骈文写的。可见当时阳湖派骈文在常州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 三、对于齐梁文学在文论和创作论上的认同，以及在语言美上的认同。 齐梁文学在认识文学的美学价值的基础上，进而尝试摆脱儒家功能论的正统思想的束缚，创造文学的美。 萧纲更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到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高度来认识，他主张“吟咏情性”，写“抒情体物”的诗，这一点萧绎比萧纲说得还有明确，他在《金缕子·立言篇》中说：“吟咏风摇，流连哀思”，又说：“须绮榖纷披，言微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是要求写得辞采华丽，章节婉转，语言精练，感情得到充分的表现。 阳湖派骨干作家李兆洛的主张与萧纲、萧绎相呼应，他把真情实意看作文章的生命，主张以自然、真率显示文章的魅力。把“称心而言，意尽辄止”作为创作原则，他反对“藉法为文”，鄙视古文家末流“轻贱薄弱”之作，批评韩愈立古文之名，变古文之法，导致后世“藉法为文”的弊病。他批评说：“文之有法始自冒黎，盖以应酬投赠之义无可立，假于法以立之。便文自营而已，习之者遂藉法为文，几于以文为戏矣。”（《养一斋·文集》卷一八《答高雨农》） 阳湖文派的另一位骨干作家陆继辂对艺术的真谛则有更深的体认，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才情。他的文学观，贯穿着“意”的审美原则。所谓“意”，关键在于个人生命情感的投入。他说：“凡哀乐之难遣，悉有托于篇”。认为文学要成为“人至于忧愁幽急不得已而托之”的载体（《五真阁吟稿序》），那么，这样的文学作品就有感人的力量。他认为不能感人的作品，就没有生命。陆继辂的创作实践了他重“意”的审美原则。他传世的160余篇散文作品，以“情深意切，风清骨峻”为特色。 阳湖派文士重视文彩。这是认同齐梁文学的又一个方面。“情文相生，文采斐然”说经之文也注重设色用喻，注重文彩，恽敬评论张惠言（他是易学专家）的《易义别录序》说：“此文以五喻成章，于无可设色用意中为此，遂使叙经之文而兴味洒然。”（《茗柯文二编》卷上） 在文统方面，恽敬认为“自秦汉文章，至唐宋古文家、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的创作的古文是一脉相承的。齐梁文学是被排除在这个“一脉相承”的文统之外的。阳湖文派，则是自外于这个文统之外的。 桐城派的第一代祖师爷方苞曾表明自己立身作文的准则和目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 桐城派以程朱理学为正宗，恽敬对程朱理学有所怀疑，认为康熙间兴盛的宋学，“足以束缚天下之耳目”（《与汤编修书》），其弊昭然。清代乾嘉年间，虽然宋学还是官方哲学，但是汉学复兴，鄙弃宋学在学术界、在广大学人中间已然成风。常州七子，大都倾向汉学。陆继辂批评方苞：“溺宋学而诋汉儒”（《删定望溪先生文序》）。 在文统方面，方苞的“文章在韩、欧之间”代表了桐城派的倾向。而恽敬认为欧阳修文章有偏弱之弊，并说：“学韩文先须分别其不可学者”（《答束卿》）。他还后悔自己的文章“太似韩、欧”，桐城、阳湖两派在文统观上意见是不一致的。阳湖文派对于桐块派的文统观是不以为然的。 齐梁文学是被唐宋古文排除在上述“一脉相承”的文统之外的；阳湖文派则是自外于这个文统的。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但结果是一样的，是“异曲同功”的，在文统观上他们是共鸣的，阳湖文派对于齐梁文学的文统观是认同的。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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