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德日记的第一篇如此平静地描述1947年的元旦：“想起来今天的元旦好象与平日无奇，除了学校、机关、大工厂等一律放假二天、三天不等外，其余的商店好象不大在意似的。原像平日一样的‘大特价’、‘大牺牲’的照常营业外，马路上的形色就根本没有改变。其实今天的马路上多了些什么呢？就是各大学学生大游行抗议北平美兵的污辱女生一事。”炳德把国家大事一笔带过，但是这样的文字却仿佛是一个象征，一个普通平常的日子其实暗含着改变人们命运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信号。

　　如果是在一个和平安定的年代，炳德的命运也许会略显坎坷，但毕竟他在努力，而且还年轻，只要一步步走下去，还有可能接近他所想像的那种“自由快乐”的生活。但事实上，他所处的时代却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无法掌握命运的年代。1948年，冯至在《大公报》“星期文艺”副刊的新年致辞中如此描绘这样一个年代：“现在什么不是挣扎呢？从一日的温饱，到最崇高的理想，凡是在这一条线索上能够连串起来的事物，它们都在挣扎……并且现在是没有余裕来修饰自己的时代。人类的痛苦正如冬日的树木，直挺挺地在风中雪中摇摆，没有一点遮蔽。”因此，炳德的痛苦和迷茫并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全社会共同的感受。由于内战的破坏和通货膨胀剥夺了人民的购买力，上海的工商业已是一片惨淡的场景，所以小老板福培也同样逃不过这样困苦的命运。“说到福培也是可怜得很，今年的他已是亏了一千多万过年的。等到年底，他还在借着三百万过了一个很苦的年，还带着我也在过着这种年头。”甚至和当时上海“成千成万人露宿风餐，随时随地有饥饿死亡的危险”相比，有个正常的工作，能够经常看看电影的炳德多少还算是幸运。

　　炳德对时局的变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毕竟那些离他太远，他大部分对时事的看法都来自于报纸，他对国共两党政策的了解也只停留在纸面上，有天晚上在常州乡下迷路的时候，他一直担心可能被新四军抓走。但是1947年到1948年是中国经济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愈益艰苦的时期，社会、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每个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炳德很明显有一年不如一年的不安感觉，“虽说情形不好，但在相较下，比今年要好些哩。真所谓一年不如一年了。”

　　物价，尤其是生活用品价格的涨跌给普通人的感受最为直接。1947年到1948年正是上海物价飞涨的阶段，我们只要从日记最后附的收支表上便会对当时百物腾贵有着非常直观的认识。1947年1月20号炳德买了一双皮鞋，价格是37000元，而到了1948年6月，他在东门金球皮鞋店买的最贱的一双黄色皮鞋价格是160万。他的理发费用在1947年初是4000元，6月份涨到6000元，到了7月份，“价钱又涨了，每位七千元，还是三等！”9月份则涨到1万元，到了1948年2月已经变成了8万元。无论是作为一个生意人，还是作为一个普通市民，物价涨跌都是炳德最为关心的时事，他的日记对当时上海的物价及其相关政策都有相关的记载，这些记载或是抄录新闻，或是自己写些评述，虽然简单，但也颇有意思，下面便抄录一二。

　　1947年2月，宋子文的黄金外汇政策失败，著名的二月金潮爆发。这个月炳德在日记中记录一个经济专家张君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讲课时的说法，称“政府如不停内战，黄金是没有办法可以来抑止的”。第二天，他又抄报纸说：“今天政府对黄金风潮已宣布的抑止的办法，停止黄金自由买卖，美金票也是同样的办法。又宣布了官价黄金每两四十八万元，收进金票提高至壹万贰仟元，本来的美票官价是有三千三百五十元。这几天日用品、米、柴、华洋百货，总而言之什么都随着金价的上涨而也增加了二倍、三倍不等。这可说是完全起源于黄金、美钞的涨风所至。”到了1947年的4月底、5月初，从粮价上涨开始，带动了整个物价像脱缰的野马那样向前飞奔。当时上海已经发生了多起抢米事件。

　　到了6月份，物价上涨的势头没有根本的好转，“这几天的上海物价在疯狂的上涨着，真是要命。在只（这）物价的狂涨声中，又谣言币制要改，最（再）加上说就要出五万元的大票面法币，因此就在只（这）两种原因下就不段（断）的刺激物价的上涨……因各地的战争不停，游资都集合到上海来，游资一到上海，就不停的争购进大量的物资和股票等等，因此就造成了沪市物价上涨的最大原因。”7月份，他还抄录了晚报上一个统计家的报告：“今日看见晚报上载了一段新闻，是一个统计家的报告。他将现在的米价照五十万元计，每粒的代价是一角五分强。据他说这个统计非常正确，照战前的一角五分可买米一升多了，可是现在一粒的米已是如此的贵了。好在现在的人们已是听惯了大数目的，听了这一角五分的小数目并不惊奇。假如你是想一想的话，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奇，值得可怕的！”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