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行将崩溃的社会，炳德的第一个反应和很多老百姓一样，就是忍耐，毕竟他还没到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在大世界曾经偶遇“三轮车夫在给三个兵老爷在用力的打着”，“看了真有点不忍。但是尽我的力又无法去，他们正所谓敢怒而不敢言”，可是他仍然在日记里责怪三轮车夫，因为“照我的猜想，现在的兵老爷是常会演出这种不给钱的戏剧”，所以“最不好的还是三轮车夫”，他应该不做兵老爷的生意，早点交班才是。这其实是典型的小市民阶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但是炳德的内心并不是没有愤怒，一个上海夏夜常见的人们在街上乘凉的场景便触动了他内心世界的某种情绪，让他突然爆发出来：“一走出弄堂到重庆路口的时候，一眼望去只看见的是满马路的睡在路（边）的人，东横一摊，西横一摊，都睡得像死狗样的。不知不觉的最（再）望一望，真有些儿独（触）目惊心，真是有些难过。回忆起抗战中，日本人的凶狠情形。日本军一到中国的时候，不是满城满市满乡的都是给日本军横杀的同胞吗？真像现在的满马路的东横西倒的透凉的情形差不多，所不同的就是面部没有（血）。提起日本，真是有些儿望之不及。日本人是一天比一天的繁荣起来，现在的中国是根本就跟不上。”这段话即使让今天的人看来仍然感觉有些震撼。

　　1947年的双十节，炳德在常州城郊钓鱼，城内传来庆祝的声音再次刺激了他的神经：“我的心忐忑的在跳动着，一刻不能安定，最后还是从河边走了回来。今年的国庆我寄着悲哀的心情，内心欢迎着我国和平的到来，但是不能如人意。国共在不停的打着战争，风（烽）火连天的弄得小百姓们一刻儿也没定。……在胜利的三年来，全国民众们叫的口号‘和平建国’，到如今你看可有一些儿成就吗？肉价还是不停的上涨，失业的人数一天在加多着一天，如此的世界，所以今天的国庆我也未发出庆祝的心情和呼声。”

　　炳德并不是对当时的国家完全失去希望，所以他才会自豪地全文抄写《华美报》接受日本赔偿军舰的新闻报道。1947年的圣诞节，他听说这是国民党实行宪政的第一天，便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今后的中华民国算是真正的民主国了，国家民主之后，人民能否享受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国所赋予人民的权利，全视这部宪法实施后的效果如何。我总希望我们的这一部新宪法将来能实足兑现。”然而这只不过是现实给他开的又一个玩笑而已。

　　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炳德凭借家乡人在上海纺织业的优势地位和同乡网络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大都市的灯红酒绿给他带来了很多的诱惑和刺激，他在这个城市努力地工作，认真地学习，同时也开始享受都市给他带来的别样的新生活：电影、话剧、报纸、讲演等等，他在这个都市的生活有些艰难，他经常感觉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他茫然，困惑，不安，但又充满着希望，梦想着“自由而又美好的生活”。每当我翻阅炳德的日记时，我都会联想到今天在上海的那些异乡飘泊者，他们虽然不生活在同一个时空，如果抛开炳德所生存的时代因素，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点。

　　然而那个时代我们又如何可以抛开不谈呢？炳德的日记结束于1948年的6月，我不清楚，他的日记是怎么保存到今天，又流落到旧货市场，最后辗转到我的手中的，我也不知道他日后生活是怎么样的，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到常州，是继续打工，或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哪怕是小小的一点生意，但无论他怎么样的选择，未来的岁月对这个青年人来说都是无比的艰险。他曾经写过一首感世伤时的小诗：“社会如恶虎，人家无立足，穷乡无法住，还是漂流去。浪子无归处，永世无人顾。”写完后，他又了几句鼓励的话安慰自己：“前途光明，勇向进前，排除现实，不怕未来。”如果在一个安定的时代，他仍然有扭转命运，走向“自由美好生活”的可能。但很遗憾，身处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岁月，每个人都会被卷入历史大潮，在与时代和社会遭遇和碰撞过程中，很多人平凡而安静的生活遭到破坏甚至毁灭。

　　正如《大公报》在1948年1月5日的社评《一年之计》写道的：“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牵一发而动全局，没有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这困苦的环境中，能够脱离现实而独荣的。”炳德不是这个社会最低层的无家可归者，但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他在这“困苦的环境”中，是不可能脱离现实而独荣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