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逢禄在礼部工作，用经义，用公羊学解决内政和外交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赢得了荣誉，为人称道。 1817年，他运用《春秋》义例解决安徽一大家族的财产继承权纠纷。 1820年，嘉庆皇帝去世，刘逢禄运用今文经学知识为嘉庆帝的葬礼拟订出一套规程，得到新皇帝道光皇帝和太后的赞赏。 1824年，他运用何休的《公羊解诂》作为权威性的依据，判定死者应着葬服的式样。这在今天来看，好象还觉得可笑，但在当时，这是一件大事。从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都很重视。 特别是处理礼部的对外事务，刘逢禄用自己丰富的经学知识和历史知识解决难题，办好外交事务。1824年，越南一使团对中国官方文书中称越南“外夷”大为不满。以为受到了蔑视和诬辱。建议不用“外夷”而用“外藩”。历代儒家“华夏中心”的礼治主义者，对周边民族的称呼确有蔑视的意思。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满族本身就是从东北边陲地区入主中原的。作为侍奉满族统治者的汉族官员，刘逢禄是怎样巧妙地处理这件外交事务的呢？丰富的经学知识使他注意到《周礼》将围绕国都的地区分为九服，其中“夷服”位于王畿7000里之外，“藩服”位于王畿9000里之外。刘逢禄据此说明，“藩”是比“夷”与华夏更疏远的国家。清政府称越南为“夷”体现着周代处理外交事务方式所体现的更为亲近的意思。越南当时是清皇朝的属国，实际上清皇朝统治者对越南、朝鲜等周边的小国家是十分蔑视的。刘逢禄的解释近于诡辩，欺欺小国家的使臣而已。 刘逢禄还用《说文解字》文字学、语言学知识来说服越南使臣。他说，古代大都用“物”部首的字表示华夏以外的民族，“夷”字旁不像“物”字旁部首的字包含着明显的蔑视色彩。“夷”字由“大”“弓”两字组成，有尊重周边民族的意思。这更是欺侮外国人了，他们对汉语本来就不太熟悉的，反正随你怎么说吧！ 刘逢禄更用乾隆皇帝的诏令说明越南使臣。当时，古今许多书籍都有“夷”字，四库馆臣校定群书时，乾隆皇帝明令无需删改书籍中“夷”字。刘逢禄告诉越南大臣，说明皇帝本人否认“夷”字有轻蔑之意。事实上大汉族用“夷”这个字眼是带有轻蔑少数民族之意的，乾隆皇帝大概是看到“改不胜改”而孛性不改，用否定“轻蔑之意”来自我解嘲吧！这下越南使臣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因为大清皇帝本身就是大汉族之外的边陲“小民族”满族。满族的皇帝都“认”了，不承认有蔑视之意，越南民族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刘逢禄还引用1770年乾隆为编纂《满洲源流考》而下的诏谕，诏谕中说“舜”是“东夷之人”。乾隆引有孟子的话是要抵消汉族的华夏中心主义观念。刘逢禄则为了说明汉族公认的“舜人”都是“夷人”出身，可见称越南为“外夷”没有轻蔑之意。越南使臣便“默然而退”。当然只好“默然而退”，有话也放在肚里了，再强调有“轻蔑之意”岂不是反而自取其辱了？ 刘逢禄在礼部工作12年，这样运用公羊学解决外交、法律难题，赢得声誉。他是以学术声望而不是以官职和政绩赢得世人的尊敬。 庄述祖、庄有可、庄绶甲把庄存与的公羊学研究和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到刘逢禄最终完成了两者的一体化。刘逢禄把今文经学转变为公认的汉学形式，他运用考据为公羊对经典的解释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为今文经学赢得学界完全承认开辟了道路。他使当时一流汉学家注意到公羊学理论，使他们认识到应吸收庄存与的研究成果，消除汉、宋之争的有害影响。 庄存与的学说，经过宋翔凤传入苏州。又经过刘逢禄的学生陈立传入扬州。陈立接受了庄存与、刘逢禄的公羊学说，赞成何休对《公羊传》的解释，反对郑玄对何休学说的责难，指责古文经学将《春秋》贬为《鲁史志》的论调。刘逢禄还有一位弟子叫凌曙，也是扬州人。宋翔凤、凌曙、陈立等苏州扬州学者接受常州今文经学，表明常州今文经学已波及汉学的发源地。常州学派的成员已突破庄氏族人的范围，走出常州。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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