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9点，位于淹城文化街入口处的丹青雅韵坊，像往常一样准时开启了大门。丹青雅韵坊主营绘画、钢琴培训业务，早在2009年9月28日淹城美食街、中医街、文化街三大特色商业街开业起就在此长驻。其主人李文君至今还记得开张后一两年间淹城文化街的盛况。

　　“当年共有24户文化企业入驻，不仅大师云集，文化活动也很多。”然而4年时光转瞬即逝，曾凭借政策优势、蕴含丰富文化资源的淹城文化街，已日渐萧条。李文君的老街坊们，有超1/3改行或搬走。

　　淹城文化街还能不能迎来复兴的一天？它的命运，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今天能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启示？连日来，笔者走访了我区各大文化部门、企业，聆听多方声音，望能为文化街区、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发起些许思考。

　　远去的钟声与繁华

　　“戏曲会馆改成了饭店；钟表大王许家宝的钟表文化艺术馆、吴京山玉器店都摇身变为私人会所；聚缘轩更改为经营农产品等地方特色礼品。”在原淹城文化街管理办公室主任陈勤贞看来，文化商家们之所以改弦易辙或者干脆搬走，与淹城文化街商铺的产权不属于政府有着很大的关联。

　　“第一期合同签了5年，头3年对商家们实行减免房租、免增值税等优惠政策。”陈勤贞介绍，3年的“蜜月期”一结束，很多业主就迫不及待地上涨了房租。房租的涨跌，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本是十分正常的现象。然而对许多需要更长时间来经营、难以创造即时经济效益的文化商家来说，超过100万元的年租金，是不能承受之重。“明年就是第5年了，合同一旦到期，离开的商家将会更多。”陈勤贞很为文化街区的明天担忧。

　　2009年到2011年，可以说是淹城文化街的黄金时期。两年里，淹城文化街形成了集商品交易、文艺创作、工艺品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经营面积达到8000多平方米的繁荣街区。品牌效应也不断扩大，街内云集了一批工艺美术界、书画界和古董古玩等文博鉴赏收藏界的名家大师。刘海粟之女刘蟾的水墨丹青、萧剑波的象牙浅刻、徐秉言的留青竹刻、许家宝的钟表、吴京山的玉石、毛怀青的烙画，以及春秋画苑、淹城古玩阁和淹城博物馆……都充满着无限意趣，吸引着八方来客。

　　淹城文化街曾如此辉煌，不仅是因为政策上的优惠，统一的管理也功不可没。当时，区住建局、卫生局、文广新局分别在美食街、中医街和文化街设立了办公室，并派专人驻扎监管。“政府还给我们拨了20万元的活动经费，办起了淹城文化节。”陈勤贞回忆道，那时候长达300多米的文化街上，摆满了奇石、玉器等摊位，淹城博物馆门前的广场更是人头攒动……

　　如今，此番盛况已不可追；去年管理办公室就已从文化街撤离。大师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刘蟾去西太湖畔的雅集园开办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文化街内唯一的国家级大师萧剑波也即将搬迁至环太湖艺术城。鼓乐声随着戏迷票友们的离开不再奏响，昔日每到整点都准时报时的“神州钟王”的钟声也已远去，淹城文化街的未来，似乎也笼上了一层难解的迷雾。

　　艺术与市场，在相悖中兼容

　　怎样的文化街区才算得上成功？人气，还是交易额，还是看集聚了多少国大师？这是区文广新局局长范正洪最近时常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淹城文化街的“先天”条件其实很不错。它背靠春秋淹城，周边博物馆、艺术馆很多，人文基础深厚，交通也很便利，旅游区还为其储备了大量的人流。而常州武进乃至周边地区对于艺术品交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也为淹城文化街的发展做出了最好的铺垫。

　　在淹城文化街的全盛时期，整条街的年营业额保守估计在2000万元以上，它的确曾是一个茁壮成长中的文化艺术市场。市场的残酷、房租的上涨，确实会逼走一部分经济实力不强的艺术家，然而这绝不是大师流散、人气流失的根本原因。对于萧剑波、徐秉言这些从事象牙浅刻、留青竹刻等艺术品创作、经营的大师来说，由于有着丰厚的资本和人脉，他们对租金是否上涨并不发愁，是否有优惠政策也不是他们考虑的首要条件。无论是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大师们更多地会从衡量一个地方的文化内涵和市场氛围的角度看问题。

　　“文化市场需不需要监管？答案是肯定的。但文化产业与普通商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积累受众、培育市场。这里面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加需要时间来验证。”范正洪如是说。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导致了人为造市的难度，无论是政府来打造市场，还是民间形成市场，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形成气候的。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