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两次放牛的经历，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初，我七八岁时帮家里放过牛；另一次是在十多年后入伍当兵时，又与牛打起了交道。

　　1968年，我参军来到部队后分配在当时执行种田任务连队的养牛班。虽然我对牛不陌生，但是思想上就是想不通。满怀豪情来到部队，走对了路，却入错了门，面对的不是战场而是农场，不是战马而是耕牛。

　　这种思想上的波动，那时习惯称作“活思想”，我的“活思想”其实早已被班长捕捉到了。班长找我谈心，他把张思德任劳任怨上山烧炭的故事详细地给我讲述了一遍，引导我在思想上认识到养牛放牛的重要性。

　　当年我们班养了3头耕牛，主要是负责耕田耙田，农闲时就牵牛徒步到几十里外的大别山麓放牛。班长交待我，放牛首先是为了给国家节约饲料，宁可自己寂寞也要为革命放好牛；二是经一个大忙下来让牛休养生息，吃上大自然的青草、茅柴头以及嫩枝树叶，能促进牛的体质恢复。一句话，放牛也是为革命，放的是革命的牛。

　　在执行放牛任务中，我们有严格的纪律，在放好牛的前提下还要处理好军民关系，绝对不允许损坏老百姓的庄稼，同时还要防止耕牛伤害事件。在山上放牛一般都不牵牛绳，有一天突然发生了险情，只见老百姓的一头大牯牛迎头朝我们的牛群冲来，此时我们的一头大牯牛也不示弱，虎视眈眈地迎了上去。眼看一场恶斗伤害事件难以避免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一面歇斯底里地大吼着，一面迅速冲上去拉住牛绳，凭着自己一身力气和胆量，用双手扳住了两只牛角。我只身站在两头牛的中间，全然没顾及牛会顶撞过来的危险，生生将两头发威的公牛隔离开来。牛亦通人性，退却了。故事传开后，排长还专门来探望我们，房东和老百姓还当着排长的面把我称赞了一番。为此，我这个军营牛倌又一次受到部队的通令嘉奖：“为了保护国家和老百姓的耕牛不受伤害，秦永培同志奋不顾身勇擒耕牛，从而避免了一次耕牛恶斗伤害事故。”

　　我们去山上放牛，吃住都安排在老百姓家里。两个月下来，牛长膘了，季节也入冬了，我们这才打道回府。年复一年，后来部队调防离开农场时，我抚摸着自己呵护喂养的耕牛，竟与战友分别一样依依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