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四代人都是在觅渡桥小学读书的。父亲上学时校名为冠英小学。得益于在校练的珠算基本功，写得一手好字，他才在解放初期在食品公司当上了管理人员。我儿子和孙子也都是在觅小上的小学。1941年，我在觅小读书时，觅小的面积还不大，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约有20个教室，学生约千人，老师也不多，都在办公室集中备课。学校的基础课程是国语、算术、修身、体育、音乐、历史、地理、英语和劳作。学校里环境也不错，办公室前是个大天井，对面的墙壁处堆筑着假山，假山上有座师竹亭，旁边修竹数枝，别有风韵。

　　老师们个个热爱教育工作，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更教导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民族，为我们的终生发展奠定基础。我记忆特别深的是我们敬爱的班级老师，现在应该叫班主任的陈纯老师，她十分爱护我们，全心全意把自己的知识教给我们。记得教室旁有个夹墙，有天上早课时两位同学采用“搭墙”办法，把钱递过围墙买隔壁柏树头麻糕店的麻糕，买好麻糕他俩从窗口爬进教室时，陈老师已在窗口“接应”他们，把孩子扶进教室。这两位同学本以为免不了要受一顿斥责，却听到陈老师说，“学生上课要吃早饭，否则长期不吃会造成胃病。但是今后千万不要‘搭墙’了，实在不安全。”以后就没有同学这样做了。

　　陈老师有个活泼可爱的儿子，也在觅小上学，有一次他一人在西瀛里小水关桥那里碰到几个大烟鬼，面目狰狞，朝他招手舞脚，小孩子受了惊吓，不久竟一命归西了。陈老师十分悲痛，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同学们也很难过，深深地同情她，但她十分坚强，坚持上课，上课时根本看不出异常，可我们知道她的内心很悲苦。

　　教珠算的是一位男老师，他要求我们学好珠算，将来踏上社会会非常有用的。他对学生十分严格，处罚严厉。他将珠算乘除口诀和由斤求两、由两求斤的口诀要求同学背熟，还要练好手算，如果同学学不好，他就要惩罚，轻则立“壁角”，重则全班学生到操场头顶算盘站着晒太阳。不过，陈纯老师得到信息就会很快赶过来把同学们“彻底解放”。虽然当时同学们对珠算老师又“怕”又“恨”，可走上工作岗位后，终于体会到了他的良苦用心。

　　当时，有不少同学名字难听，就起了一阵改名风，我也把名字改成“建新”了。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一位男老师，体育课的项目有跳远、跑步、双单杠等。学校每学期两次组织师生到电影院看电影，有次看美国的黑白电影《人猿泰山》，同学们回来后学着泰山的样子，手舞足蹈，大呼小叫。这时，体育老师就会出来制止。他会给我们讲些小故事，还说多少年后，“大家家里都能放电影的”。我们大眼瞪小眼，将信将疑，心里都认为老师是“瞎说八道”。后来事实证明体育老师是一位“预言家”，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脑、电视，是不是“都能在家里放电影”呢？我们的音乐老师叫钱朴，她总是耐心教我们学新歌，当时正是抗战高潮时期，教了我们很多抗日歌曲，像《黄河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鼓舞着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我读小学时，常州尚在“沦陷时期”，日本鬼子为了实现长久统治，进行文化侵略，强行规定学生要学日文。但老师们个个爱国，始终不上日语课。鬼子经常来学校监督察看，当鬼子由汉奸带领来学校检查时，老师早就得到通知，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日文课本，带着我们装模作样地读几句，鬼子看到还笑着翘翘大拇指。他们前脚走，我们后面就骂“八格亚鲁”。

　　那时，虽然孩子们的玩具没有现在多，却充满童趣：跳绳、滚铁环、踢毽子、搭洋片、抓雀子，还有官兵抓强盗等游戏。但我对那些活动都不太感兴趣，我的最爱是打乒乓。同学们的乒乓板都是用木板做的，乒乓台用两张八仙台拼起来。可是因为人人都想当擂主，不肯下台，大家就拼命拉台子，结果台子毁坏，乒乓也打不成了。于是我就改打篮球，篮球场就在觅渡桥对面西大街济美堂一个长方形的大厅内，篮架就架在两边墙角，篮球也用皮球代替，打起来也像模像样的，裁判也按照篮球规则，叫叫（哨子）一吹就开始比赛。等到正式球赛时，裁判还满嘴洋泾浜英语，起步叫“划沟”，传球叫“派斯”，暂停叫“推苗”等等。规则几乎与现在一样。学校每年还组织“远足”，现在叫旅游。我们出校门，过觅渡桥，走西直街，到西圈门，最后到西公墓，就散开自由活动。守墓人给我们讲种田的辛劳，讲粒粒皆辛苦、要节约粮食的道理。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