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桥南堍原来有口古井，井圈上刻有八卦图，音讹“八角”，地因井名。旧时，八角井较偏僻，无商贾大户、达官贵人，多平民，民风淳朴。

      上世纪60年代，我举家搬到八角井小玉带桥的一所小平屋。那年代，革命口号震天响，老百姓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有人安逸，也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我家院子大门外，有幢两层简易楼房。楼西首住局前街煤球店营业员徐女士，身边有三个孩子，还要照顾阿婆季奶奶，一日到夜忙忙碌碌，就是不见男主人，故不便走动。孰料，就在那一年大年夜，万家灯火的鞭炮声中，传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是季奶奶自缢身亡了！再打听，这户男主人“文革”参加了群众组织，头头派他在厂门口放哨，被另一派一枪射中颈动脉。真是祸不单行。

      两层楼屋后，是八开间古香古色的天福庵，住僧尼蒋阿姨。据说这位蒋阿姨出身不凡，他父亲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时屡建奇功，后跃升至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蒋阿姨随父走南闯北行天下。上世纪40年代国共和谈破裂后，蒋父加入了由李济深、何香凝等筹组的“民革”。解放前夕，蒋父携一生信佛、终身未嫁的蒋阿姨弃军归里，落户在天福庵。1962年冬，蒋父病故，有邻居说亲眼看见市领导上门鞠躬致哀。“文革”初，有人指责蒋阿姨是国民党军阀的姨太太，她啼笑皆非，“我早是出家人了。”红卫兵不依不饶，又逼蒋蓄发还俗。无奈只得依从。

      庵堂东有间破旧的厢房，住“奇人”吉奶奶。丈夫在沪上，动荡年份遭遇车祸不治，吉奶奶守了寡。我家搬来后，她家大门总关着，有电灯也不见亮。时隔一年后，秘密终被邻家小佬揭穿：原来，吉奶奶在丈夫的遗像前设了灵堂，点两支蜡烛、一炷香，手盘佛珠，嘴里还叽里咕噜说些什么。那年月，烧香拜佛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一经发觉，要戴高帽子游街的。难怪她闭门不开灯了。

      再说百货大楼棉衣柜营业员朱金凤结婚后，阿婆送了台缝纫机。勤快的小朱，常给家人或邻居裁剪枕套、圆领衫、童装，也给养济院的聋哑儿童补过长衫、长裤。这事儿传到井上，成了话题。再传到凤尾墩赵裁缝耳朵里，又变了味。赵立马给居委会邓九娣主任打小报告：“朱金凤日日夜夜捞外快，挖社会主义墙脚。”邓内查外调，并不是那回事。这反倒启发了她，何不把地段内的残疾人拴在一起，搞个缝纫组。邓主任还和广化纸品厂联系合作，办起纸盒加工组；又把街头老杨找来，收个徒弟开了理发店；再去元件八厂找熟人……邓举一反三让八角井居委会摸到了生产自救、“招财进宝”的门路。

      花甲之年的潘师母则政治嗅觉十分灵敏，凡阶级斗争总是冲锋在前，不留情面。那年临近春节，不知谁家在掸檐尘、搞卫生时将“忠”字剪纸和半张印有领袖像的旧报纸丢在垃圾箱里。潘师母如临大敌，赶紧向邓主任汇报。邓说这种事今后要注意。潘师母放下了脸，“不是注意，而要警惕，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邓主任笑笑，不再言语。潘师母不依不饶，又到派出所报警，值班民警让她去查查。这下，她拾到鸡毛当令箭，挨家挨户盘问。居民大多并不附和，她泄气了，可仍不灰心，又跑到淹城初中“脱帽右派”杨老师家里，问丢了什么。杨家儿子不冷不热甩了句：“走远点。”

      井周边多平屋，相互走动也方便，长此以往成了习惯。有时，张家下了锅馄饨，一碗一碗端出去；李家煮了锅咸饭，也是一碗一碗走出门，还回过头拈把蒜末，挖一调羹脂油。

      井东墙外，是一小院，主人姓张。五十开外的张师傅是位热心热肺热肚肠的人。邻居钥匙丢了，凳脚断了，修配好送上，自贴材料不收工钱。我也多次麻烦张师傅。有一回，妻从嘉泽乡下携来一蒲包芋头，分他一小篮，回答干脆：“谢谢喽！”

      东隔壁是中年汉子李景唐，每天踏三轮车从水产公司到西仓桥菜场，运送鱼虾。景唐会做人，经常分点小鱼小虾给左邻右舍尝尝鲜。年长岁久，半条弄堂的人都沾了光，景唐成了八角井“红人”。

      上世纪70年代，溧阳发生地震，常州人慌了。八角井地区居民近水楼台先得月，大家像赶集一样，扶老携幼来到健身路体育场安营扎寨。搬桌子，拉板凳，爬楼梯，拆门板……年轻人最卖力，自家帐篷刚搭好，又帮助邻舍。在操场上睡了3天2夜，却未见动静。于是，大家又拎着煤油炉，捧着锅碗盆，挟着洗衣板，熙熙攘攘回家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