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酒鬼”是乡邻给我大伯父起的诨名。从依稀记事起，大伯父就给我留下了老态龙钟的印象。尽管那时他还只有五十多岁，但身板已不再硬朗，身体开始佝偻，一口牙齿也已所剩无几，嘴角深深地瘪塌下去，这是长年的劳累与生活的艰辛给他早早烙下的印记。

      大伯父佝偻的身影每天从那间又低又矮的草棚子里钻进钻出，平日里总是用陶土行灶烧吃的，常常搞得满屋烟雾腾腾，把本已布满血丝的眼睛熏得红红的。那样的生活他度过了16年（从日本鬼子1938年烧毁我家大瓦房至1954年重建新屋）。

      大伯父虽然落下了“烧酒鬼”的名声，在我眼里却是位十分慈祥的长者。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大伯父种田时在土方塘里捉到一只乌龟，那家伙黄中带黑，大伯父把它的脚用绳子结好，让我牵着当牛玩。我六七岁时，有一回跟着大伯父到埭头街上去，大伯父在饭馆里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他用筷子夹了一块猪头肉塞进我的嘴里，指着我对旁人说，这是我的侄子。

      晚年的大伯父喝酒喝出了名，成了远近闻名的“烧酒鬼”，以至真名反而很少被人提起，甚至慢慢遗忘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历史在大伯父身上的一个缩影。他中年丧妻（大伯母1939年去世），又无文化，只能借酒浇愁，以此来麻醉自己，以至晚年嗜酒如命。

      有关大伯父喝酒的传说很多。埭头街回厚庄要经过周庄桥，桥上一度只架着一根方木，大伯父喝酒后站立不稳，就慢慢地爬过来。别看大伯父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世人醉时唯他独醒。1958年刮“共产风”，把家家户户的粮食全部搜归公有，连烧饭的铁锅也拿去大炼钢铁了，全村人都到食堂里去吃，食堂墙上写着“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食堂门口到处是被糟蹋了的粮食，大米饭、熟山芋遍地都是。大伯父看了冷笑着说，这个日子不会长久。后来发展的结果不幸很快为大伯父所言中，仅仅40天后，食堂里没有粮食了，开始实行分食制，我每天捧着一个暗红色的瓦罐去食堂打回“养命汤”，这汤全是白开水，上面飘着几根山芋叶，罐底才有几粒米。大跃进的年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就在那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几十天里，村与村之间的割稻竞赛也搞得热火朝天，割得最多的村可以得红旗，其次是绿旗，最差是黑旗。有一回，我们村上得了红旗，我们小孩子兴高采烈地跑在前面回村报喜，还没踏进大门，我就高喊着：“伯伯、伯伯，我们村得红旗啦！”谁知大伯父冷冷地说，“红旗啊黑旗，做死你这班小九子。”到后来，青壮劳动力全上了兴修水利的工地，家里就剩下我和大伯父这一老一小了。有一回，我放学回来路上从大草堆上背着书包翻跟斗下来，把门上的钥匙丢掉了，家里进不去，夜里就睡在大伯父的床上。

      我从小顽皮，母亲管束又严，大伯父常常劝母亲不要打我。我家村后有一片大树林子，是村上吴姓大辈的坟茔，称作大坟里，我常常爬上又高又大的树，母亲怕我出事，对着我高声大喊。大伯父又劝解母亲，不要喊，孩子一吓容易从树上摔下来。

      1960年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天刚蒙蒙亮，大伯父摸着墙头在便桶边小了便回到床上，就要我喊他一声。我喊着，“伯伯”，他“唉……”的一声拖得很长很长，想不到这就是大伯父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大伯父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他很早就当了家，母亲常常称赞他没有半点私心。大伯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弱小。忙时他从鸡叫做到鬼叫，却不肯让年幼的弟弟帮一把。他常说，让他（我的父亲）晚点做，将来有后一点。结果父亲活到91岁高龄，这或许与大伯父的关照不无关系。